往复论坛 - 旧评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兼答“和平时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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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

“和平时代”先生建议我:“加一个简单的限制性,就是到了什么情况下,音相近,但是不能视为一个名词,这是一个您自己需要回答的问题。”我想把和先生的要求再明确一下,你是要我“加一个简单的限制,区别语音相近,但不是相同的语义。”我可以简单地回答你,别说我没有这个功夫,连造字五千年的中华民族也是没有这份能力的。

汉语、藏语、广东话在内的“单音节语言”中,莫说“音相近”无法区别,甚至“音相同”也是无法区别的。譬如,“买”或“卖”是须借助音调来加以区别的,这是汉语、藏语、广东话都有一套“声调”来限制语意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汉语虽可以拼音,但无法用拼音文字准确表意;于是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图形文字”或“象形文字”,它本想“一字一音一义”,但是做不到;于是上古先有了许多“通假字”,后世又发展出许多“形声字”如“草/ 早”,其实质是“限制了语义的通假字”。藏文坚持走梵文拼音的道路,但是也是困难重重,每一个音节上下左右要用很多标记限义。韩语、日语基本词汇音节虽然比汉语多,但是还不够多,有些语音相同,语意含混不清的地方,还必须借用汉字。所以我说“太简单的语言,必生太复杂的文字”。事实上,英文也有同样的问题,where和were的读音是一样的,所以必须缀加一个h来表示疑问。

语言之“单音”是靠二十一个辅音和五个元音“切”出来的,因此数量非常有限;而人间的“具体事物”和“抽象意思”不仅无限地多,而且还与日俱增,区别“同音异义”是人类永恒的任务。因此人类语言是一定是要朝“多音节”或“组合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譬如,双音节的 jie-fang 可为“解放”“街坊”两义,它们靠“上下文”的贯通便可区别,没有人会把“人类得解放”理解为“人类得街坊”的。再譬如,单音节 jun 至少可为“军”“均”两义,汉语白话则是通过增加音节来区别“军队”和“平均”的。如果把名词的音节增加到三,如MaoZX就是“毛主席”,GongCD就是“共产党”,JFJun就是“解放军”,大概都不会出错了。

所以,并不是我们加一个简单的限制性,就能辨别同音但不同的语意的。事实上,世界人类一直都在利用有限的语音构造无限的语意,语音上采用“音调”是一个小办法,文字上采用“通假”“形声”也是办法,但是增加“音节”才是大办法。这个道理很简单,汉代人名大都是单字名,如“刘邦”“项羽”;如果今世中国人还是“王军”“李军”那就会有很多麻烦,因此中国人后来采用了双字名,组合区别的功能就大大提高了。

附文是我对中国文字的一些看法,或许没有针对性。

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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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评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对于无心中国古文化的人,文字改革当然会带来更大的文化断裂,实际上文字不改革他们对古书也是没有兴趣的。但之于有心学问的人,英文字、俄文字、日文字、甲骨文字……都不能断其志,何况繁体字呢?我不想评价中国古文化的之于中华新文明有无进步的意义,但是为了千年国故,就要世世代代认繁体字,实在是太没有必要了。

说“新月诗人陈梦家”反对过简体字而被打成“右派”,所以文字改革就等同反右斗争、共产革命;那么‘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之’最支持文字改革,我们又能不能说胡适之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路人”了呢?

所以,文字改革是学术问题,不要朝政治问题上去扯。不过我还是要告诉朱大可先生,简体字并非共产党发明,它是在三十年代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中就被推行过的东西,不过国民党实行不下去,是共产党把它办成了,把它说成是“毛体字”是非常不恰当的。

拼音文字也不仅仅是共产党所好,“西学东渐”以来想搞拼音汉字的人很多,国民党共产党里都有,但那不是什么恶意,毛泽东也并没有以改革文字来投靠苏俄的“政治目的”。他们只是没有估计到汉字系统以拼音表意的困难,如一个音符 da 就无法表达“搭/达/打/大”的四种意义。

汉语是“单音节”语言,或者说是一种“一音多义”的语言,我们的祖先因此走上“图形文字”(甲骨、篆、隶……或“象形文字”)的道路是不得已的事情,或曰“太简单的语言,必生太复杂的文字”。一般来说,蒙古人种的各种语言,能表达完整意义的语词的音节都太短,因此日本语、朝鲜语的拼音文字仍有许多不足,所以日文必须保留部分汉字,而南韩最近也有此议。

汉字是“表意的图画”,能表意即可,就不必太复杂,这就是“简化字”受欢迎的原因。拼音文字不能成功,是因为它不能区别表达汉字的语义,但是它仍然很有用,今天谁又不用“智能abc”来拼字作文呢?繁体字作为“文化遗产”是很好的事情,要“提倡”就大可不必了。
大约作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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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一九五○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一九五六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两千年的文字变革,为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大跃进,以及一九六六年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一九六○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就在胡风先生宣称“时间开始了”之际,“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燃烧在整个中国,而汉字是这场“文化高烧”的首席目标。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鑼”、 “纜”、 “驤”、 “鑽”、 “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一九五六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七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一九六○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并给民众留下巨大的创伤记忆。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一九五○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一九六六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做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一九七二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作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经过简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大隐喻和谶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而由“陸”成“陆”,则预示着阶级斗争(“击”)和内讧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 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 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 /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一九七七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着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新简体字世系甚至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八○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五十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附识:繁体字的正确叫法应当是“本体字”,而简体字则应当称为“毛体字”。但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两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这种不当的称谓)

二○○九年四月一日写于上海莘庄,

朱大可: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二○○六年九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五十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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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汉字、国家与天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2009-04-20

如果说真有什么东西极具“中国特色”,不该轻易让步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那一定就是传统的汉字了。自从今年两会有人提出分批废除简体字,重新推广繁体字,一个困扰中国人达百年以上的老争议一下子就又成了大家关心的时髦话题。比起简繁之争,更有趣的其实是它背后的思潮转变;夸张点说,这种思潮的变化甚至与近年“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的讨论有隐隐呼应的关系,是中国民族意识崛起在另一层面的表现。

今天大家在辩论汉字繁简之争时,往往忽略了当年中国政府推动简体字,除去扫盲等种种便利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长远更终级的目标:那就是汉字的拉丁化。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也就是当局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理由了,它不只可以为全国上下的普通话树立标准,还能让大家逐渐适应拼音文字,令它终有一日取传统汉字而代之。也就是说,简体字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汉字的拉丁化才是现代汉字改革最后的目的地。

晚清以降,从世界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一直到汉字拉丁化运动,各种废除传统汉字的激进方案层出不穷。而且他们的推手虽然政治立场迥异,但却有志一同,所据的理由也大致相似。例如钱玄同,他认为传统汉字“和现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主张“学校从教字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学术,都应该采用拼音新字,而研究固有的汉字,则只为看古书之用”。又如瞿秋白,他更嫌白话文运动的结果不彻底,无法做到完全的“文言合一”,于是激烈地说:“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破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我们可以把一切用汉字写的中国文叫‘旧中国文’或者汉文,而把罗马字母写的中国文叫作‘新中国文 ’。或者简直叫作‘中国文’”。

为什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这批名人如此痛恨汉字,非欲除之而后快呢(尽管他们一辈子也在使用繁体字)?用现在的说法,那是“受到了西方的毒害”。当年的语言学家受到粗俗版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全人类的文字系统都可以列进一条单线进化的轨迹,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再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后则进化至表音文字。汉字是种表意文字,比起拼音的西方文字,实在落后太多。在那年头,中国知识界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真可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于是连沿用数千年的汉字也被他们拿出来当作革命的对象,似乎汉字不改就不得富强。

如果说真有什么东西极具“中国特色”,不该轻易让步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那一定就是传统的汉字了。由于汉语以单音节为主,同音字的数量太多,所以汉字的发展走向了表意的道路,着重字形构义,以免同音字造成误会与不便,这种特征和语音辨义的拼音文字大异其趣,开发了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视像世界。欧洲学者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据此联想推论出种种中西文化差异的玄谈,很富“东方主义”色彩。他们有的嫌中国思维方式过度联接自然现实,所以缺乏逻辑推理能力;有的则反过来说汉字形体只需三两个具体模件,就能表达极抽象的意念,是种适合哲学的文字(例如现代普通语言学之父洪堡特,他曾赞誉汉字形体 “自有哲学工夫在其中”。无论扬抑,他们都晓得汉字是欧洲人的异己,与拼音文字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世界。

我的老师,哲学家关子尹先生就曾在《论汉语古文字中的哲学工夫》一文中以“几”为例,说明汉字抽象思维的特点:“‘几’的金文从从戍,从二幺,即两条细丝并列之形,意会一些‘细微之极’的事情或事态,《周易·系辞上》中‘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中的‘几’,即是此意;‘戍’则解持戈防守。二者合起来,便意会吾人对‘细微之极’的事象保持警惕。”一个“几”字,在中国哲学里的重要,真可以“微言大义”形容。“例如《周易·系辞下》中有‘知几其神乎 ’、‘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等语,很清楚的道出了‘几’的认识与掌握于世道人生的重要。”又如《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后世号称‘十六字心传’的经典名句,因为此中提到的‘危’和‘微’,正是‘几’一字从从戍的要旨所在。”为什么一个字就能表达如此精湛深微的想法呢?这正是汉字以形构义的结果。

假如真把汉字拉丁化,变成一套拼音文字,不仅会造成一字多义等种种实际的麻烦,更有可能改变了汉语思维世界的特质。我无意在此比附汉字拉丁化和汉字简化同样会遇上的问题,因为我不想正面介入当前的繁简之争。我感兴趣的,始终是当年中国知识界改革汉字呼声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宁愿中断汉语思维本色的传统,也要奋力推动一场惊天动地的语言规划呢?

与今日大谈“中国特色”的情况相反,早辈中国知识界中的“进步分子”以粗糙的演化论为世界观基础,把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视为普世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它既高级又普世,我等不得不从。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左派,尤其用心于旧中国的改造甚至扬弃,尤其钟情于普世大同的国际情怀。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治口号,一直到汉字拉丁化的倡议,尽见这种心意的急切。所以蒋介石虽也曾动过简化汉字的念头,但始终不及共产党人的坚持决绝,未能真正推行革命大计。

然而,这么说还是太过简单,很容易让人以为那些“进步分子”只是盲目追求西化,从而忽略了汉字革命里头的复杂面向。

首先,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和白话文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语言优先于文字,声音优先于字形。之所以要读写白话文,是为了“我手写我口”。不只要让我手上的文字臣服于我口中的语言;更要一反古代文言分离的传统,达致言文一致的境界。瞿秋白和钱玄同力主汉字拉丁化,其实是这种想法的合理延伸:既然要我手写我口,那么我使用的文字就不该是表意文字,而是能彻底地透明地传达语音的表音文字。如果借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这实在是一种非常西方的 “ 逻 各 斯 中 心 主 义 ”(logocentrism),以语音为绝对根源的玄妙形上学。
但是,如此激进的西化方案却又吊诡地服务了建国的目的。因为要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真正实现汉字拉丁化的长程目标,我们说的语言就不能不统一;否则大家按照各自方言不同发音拼写出来的文字又如何能通行全国?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改变书面语,也不能只是改造汉字,还要同时推行遍及全中国的“国语”或“普通话”,使中国人先说同一种语言,再以此为基础写出同一种文字。

以往的中国人虽有不同方言,却能凭脱离口语的文言文彼此沟通,而且还发展出广被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从日本、朝鲜一直到越南,莫不在汉字的影响范围之内。可是和这种汉字文化圈相适应的“天下观”,却与现代东传而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矛盾。按照现代民族主义的常规,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有统一而标准的国语,又必须有能够准确表达这套国语的文字系统。所以除了日本保留部分汉字,朝鲜和越南都先后放弃了汉字,按自己的国语改采一套新造的拼音文字(就连日本也曾有过完全弃绝汉字的“新国语运动”)。至于中国,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更是民族国家建立计划的一部分。可别忘了,自清末开始,“中国不算是一个国家”和“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哀叹就已渐成共识。要让中国人团结起来,语言统一是极其必要的;要让中国人没有内在的区隔,把本属士绅阶层的书写能力交还给大众,也是不可避免的。白话文的推行,汉字的改革,以及标准普通话的成立,全是中国建成民族国家的核心工程。
虽然这样的叙述太过简略粗糙,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现代汉字改造计划背后的种种张力。它不单单是为了扫盲(其实,即便扫除文盲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常见步骤),更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把中国从过去的“天下中心”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问题是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总是要求我们统一国语,并以语言驾驭文字,仿效西方民族国家在语言上的种种规划。但这种举措却与传统中国文言分离,以文字形体为思维核心的现实差得太远。这是现代民族主义不可排解的内在紧张,一方面想要树立自我,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跟随现成的模式;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宣称自己的独特,但每一个国家宣称自己独特的方法却是一模一样的。

围绕汉字汉语的种种争议正源自这种深层的矛盾:如果它要成为一套现代的民族国家语文,它就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特色;如果它要保持字形构义、言文分离的传统,就不得不违反现代民族主义的惯见模式。所以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总会特别敏感地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从媒体上的方言和口音之争,到汉字该不该回复繁体的论战,再小的涟漪下面都是汹涌矛盾的暗流。昔日我们以改革汉字为代价,换回民族国家大舞台的入场券,于是留下了难忘的创口和难解的矛盾,与现代中国建立过程中的各种耻辱一起进入集体记忆。今天我们自觉强盛,自然就有抹除伤口的冲动,以回复汉字原貌为崛起象征。近年有不少学者重提古人的“天下”秩序,觉得它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国际”秩序外的另一选择。把“天下”的重现和汉字的复原这两种提法放在一起并观,实在是件别有兴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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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邱清亮:中国文字是否应该弃简就繁?
2009-04-24


闻今年人大会上有代表提案恢复繁体字,引起人们关注议论。我总体上不同意,这是一种倒退。但也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文字是依附于语言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一说七千多种,一说五千多种,一说两千多种,无一定论。使用人口超过100万的语言只有140多种,其中汉语的使用人口最多,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汉语是联合国指定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另外五种语言是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有些语言则只为几千乃至几百人使用,如美洲的土著印第安语,中国的鄂伦春语、赫哲语等。有语言但不一定有文字。例如我国壮族等二十个民族原来就是有语言语没有文字,后来国家帮助创制了文字。

文字本身也是不断进化的发展的。我国文字从古代的象形文字发展到今天的汉字,中间是经过多次变化和改革的;但是历代的改革几乎都是有继承有创新兼收并蓄的,以致使汉字越积越多,文化也越来越丰富,语言的意涵也越来越准确。当前我国文字之多是非常惊人的。 公元100年(东汉) 许 慎《说文解字》收9,353个字, 加上重文1163字,共计收字头10516;吕 忱(晋)《字林》 12,824个字; 公元543年(南朝梁) 顾野王《玉篇》22,726;字头比较常用的《新华字典》就有10000多个汉字;1990年出版的《辞海》有14872个汉字;1716年编撰的《康熙字典》有47035个汉字;郭沫若生前曾根据日本朋友的估计,我国大约有60000多个汉字;1994年出版的《中华字海》有87019个汉字(其中重复字320个)。近来,根据北京国安资讯设备公司汉字库公布,共收入有出处的汉字91251个汉字。其中一级适用汉字21303个,包括国家标准提出的汉字、我国古今近1200个姓氏6699个汉字和当前乡村一级的地名专用字;二级适用汉字36581个,包括古今权威字典中音、义具全的汉字和十三经、二十四史等的古籍用字;三级备用汉字33367个,包括罕用字、异形字、音义未详字等。尚不包括杂书野史和各地地方志、名人笔记等自造汉字;还有正、草、隶、篆不同写法的异体字、同义字等。单据《说文解字》中就有别体字147个。有人估计实际汉字约在10万个以上;也有人估计在120000个以上;我国究竟有多少汉字至今尚没有定论。

文字总是不断进化的,从甲骨文演化到今天,没有人说一定再回到甲骨文才好。解放后我国推行简化字为扫除文盲是做出了贡献的,现在绝大多数人是接受简化字的。在海外简化字也在逐渐流行起来,新加坡几乎全采用了简化字,台湾虽然用繁体字,但人们在逐渐适应简化字。现在如果回到繁体字,不但是文字发展规律上的历史倒退,而且有更多的人置于半文盲的境地,在文化的传播上不会有更多的益处。随着新中国的不断崛起强大,全世界各国及华人只能是产生对简体字的热爱,而不会弃简就繁。因此,恢复繁体字是没有必要的。

当然,增强部分人对繁体字的运用能力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我建议对学历史、中文语言、考古及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学生,应该要求适当掌握繁体字,否则对古文献的利用传承是不利的。例如,我们现在看到西夏文就如天书,老满文据说已经很难有人认识了,甲骨文的识别很难研究。难得有象国学大师季羡林那么有水平的人还能把西域死亡的文字如“吐火罗文”搞明白的。有一部分人掌握繁体字的确是必要的,书法家门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运用繁体字也是可以的,但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回去学繁体字,那也是不必要的。

此外,现代简体字不甚严谨的,容易出现误解的也应更进一步修订,例如,“干部”、“干净”,繁体字是“幹部”与“乾净”,是有区别的,现在都混在一起用“干”了,梳理一下这些字也是有必要的。不过如老百姓认同了,就没必要硬要改,那就请文字学家们研究吧。同时也要整顿网络上流行的不规范的字,否则会扭曲我们的文化。例如“我的”凭什么网上写成“偶滴”呀?这不乱套了吗?当然这要靠教育引导。此外,我还是很不赞成中英混用给中国人起名字的,例如“张A”“王B”之类。中国人名字还是正统点,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为好。如果定居国外,入乡随俗另当别论吧。
以上就算我对文字改革及运用的一

新帖子 03-20-2014 05: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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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代

很感谢朱先生的解释。

我明白大致上情况了。

如果其他学者,
用您的办法,
把两个不太接近的音,
说是一个词汇,
那怎么办呢?

总是要可以证伪,
才是学问啊。

个人感觉,
总是要想办法的,
也许这个办法,不是立即可以想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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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把“可以”,打字搞成了“刻意”,在此编辑一下。

由 和平时代 于 03-22-2014 08:59 AM 最后编辑

新帖子 03-21-2014 03: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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