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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派”学术与传承》评介

司马朝军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教授)

(一)
乾嘉学术作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以“道问学”或考据学的手段,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文献整理和总结,成就巨大,影响深远。其中,尤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者,长期以来被学界推崇为乾嘉学术理念和朴实治学方法的笃实践履和风气引领者。职是之故,近代以降,这种古朴的“皖派”学术与时髦的“徽学”一道,又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与亮点。由江永、戴震引领的“皖派”朴学代表了清代学术发展的主流方向,而徽商和徽州学者在江南的活动,也使得当时作为经济中心区域的扬州,在学术上也深受“皖派”学风的直接影响和深度熏染。民国学术的开山大师章太炎就对戴震之学极为推重,同时的另外一位扬州大儒刘师培也曾指出:乾嘉及其以后的江南学者的经史考证之学,多是“戴学之嫡传”和“江氏之三传”。而现代著名学术史家张舜徽先生也认同“皖派”学术最精,其语曰:若无皖学之专精,则扬学不能通,清学亦不能盛云云。
近代以来有关乾嘉学术的研究,一直是清代文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诸多硕学通儒纷纷著书立说,热闹非凡。我在十年前也曾斗胆就乾嘉学派的划分问题提出过一孔之见,挑战过去吴皖二分、吴皖扬三分、吴皖扬浙四分等诸种旧说,主张划分为民间学派与皇家学派,前者分吴、皖二派,后者即“四库馆派”(又称“四库全书派”)。多年来,我也一直努力将“四库全书派”的概念落到实处,然兹事体大,而杂事猬集,迄今未能毕其工于一役,用是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同辈之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教授率先破茧,先以《乾嘉考据学研究》一书蜚声学坛,接着推出一系列有关惠栋、江藩的研究力作,对吴派学术研究用力较深,堪称当今赤县神州“吴派”研究之第一人。而“皖派”研究之第一人,则当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徐道彬教授。道彬兄游学四方,转益多师,学问淹通,虑周藻密,尤为醉心于皖派学术研究,朝于斯,夕于斯,聚焦于此,多历年所,辛勤著述,成就斐然。他整理过江永《四书古人典林》(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其博士论文《戴震考据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经问世即获好评。最近,又欣喜地读到了道彬兄的长篇大作《“皖派”学术与传承》(以下简称《皖派》)一书,由黄山书社于2012年3月以精装本隆重推出。平心而论,这是海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皖派”学术的精专之作,也是道彬兄倾其全力、精心打造的又一部力作。
《皖派》全书因篇幅较大而分为上、下篇,上篇《徽州学者与清代学风》凡七章,作者从数量庞大的历史文献中钩稽排比,梳理徽州特殊的地域环境和历史变迁的渊源脉络,通过对风土人情、人文学风、师承渊源和个人学术特色与影响诸方面的爬梳、分析与总结,理清了皖派学者在本土以及旅居之地的形成与传播,尤其对徽州学者在西学东渐时期的应对态度做了较为深入而具体的展示。下篇《“皖派”学术在江南的传承》凡十章,通过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焦循《孟子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钱绎《方言笺疏》、朱彬《礼记训纂》、汪中《大戴礼记正误》、江藩《戴氏考工车制图翼》、阮元《经籍纂诂》等著作的深入剖析与总结,理清了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凌廷堪及“绩溪胡氏经学”的学术谱系,凸显了乾嘉学者群体对“皖派”学术的传承脉络。该书在充分利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通过资料的细密梳理,通赡熔裁,比类引义,总结出乾嘉学者对皖派学术的传承轨迹,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抑或对清代学术和徽州地域文化的研究,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从宋代的朱熹、明代的朱升到清代的戴震,以及由宋明理学而至清代朴学,清晰地显露出徽州思想文化发展的主线。随着时代发展,理学弊端凸显,本土学人批判朱熹渐成风尚:姚际恒否定朱熹学术成就,未免过于偏激;江永矢志于礼学研究,置理学于不议不论之列,态度较为平缓;而戴震则用“以词通道”的方法,从“理”字的根本上寻求朱子援引老、释的思想轨迹,在有意抑或无意间刊落浮华,打开了“欲”之魔瓶,以至于末流得以肆意歪曲。虽然不能将末流之滥而归罪于作始,但戴震的这种学术路数也确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且利在当时,而弊在后世,实在值得现代学人做出深刻的理论反思,而不应该盲目跟风。戴震生前耻为人师,岂料后世之人多欲师事之。其学到了现代,竟然误打误撞成为显学;进而又因成为人皆可尝之脔而沦为俗学,真可谓造化弄人也。
“皖派”学者守正出新,在传统儒家求实精神的指导下,从文字声韵和典章制度的考证入手,由训诂以通义理,由“道问学”而至“尊德性”,引领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向。江永乃一介乡间宿儒,毕生蜷伏于穷山峻岭之间,远离喧嚣,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学问之乡,穷经明道,成为清代学术由理学转向朴学的关键性人物。戴震、金榜、凌廷堪之辈已经走出大山,闯荡京华,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于是,他们或退食徽州之僻壤,或歌吹扬州之繁华,或痴迷于科举,或浮沉于商海,虽未能尽弃浮华,偶或授人以柄,但其意终在稽古以求是。乾嘉时代的中后期,长寿的程瑶田秉承徽州朴学传统,殷勤传道,将此学术发扬光大,又得汪中、阮元等学人的鼎力资助,使江、戴之学在江南乃至京师之地蔚然成风。而此一时期,阮元以大吏而兼“汉学护法”, 主持风会,扶轮风雅,朴学之风赖以不坠。加之金坛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继起,深受徽州之学的启发,青出于蓝,后出转精,共同开创了代表乾嘉学术最高水准的“段王之学”。
《皖派》一书除了着力于传统学术史的研究以外,也从地域文化史、社会经济史诸方面进行交叉综合研究,贯串着徽商经济与地域学术、传统文化衍变与时代学术转型的传播线索,剖析了皖派学术对当时以及近世文化的影响,揭示了徽州学术由“小徽州”到“大徽州”的扩散轨迹,多方面地拓展了徽学的研究视域,所论问题皆融会贯通而富有新意。此外,该书还就清代学术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深入思考和新颖观点。如该书虽沿用“皖派”这一概念,道彬兄却力图以公羊之勇破藩决篱,淡化学派意识,殊为难得。其他如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学术区域差异的客观性、文人与学者的对垒、考据学者的境遇、乾嘉学者的经世致用观、皖派学术的启示与影响等诸多问题,皆独造精微,每立一义,则别开生面。
(三)
诚然,皖派学术及其传承问题,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学术工程,不可能在一本书内呈现桶底尽脱、圆通无碍之势,还有若干问题在该书中未能充分展开,不过这些问题也早在作者的计划之中。作者对“皖派”学术还有很宏大的计划,值得特别期待。如戴震对理学的否定与破坏,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长期以来似乎又被现代主流学术圈肯定得有点过头。对“天理”的贬抑,对“人欲”的放纵,在“以理杀人”的时代无疑具有解放人性的意义和正面影响,但是其后的负面影响也如影随形,不容低估。“天理”能杀人,“人欲”不能杀人乎?值此“人欲”横流之时,我们如何才能跳出前人预设的怪圈?如何重建“天理”,收拾人心?吾辈究竟是戴震所说的“抬轿人”还是“轿中人”?读书之人不明理、不传道,又干何事?朴学对理学之反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破坏大道真的是为了解放思想吗?文化启蒙为何与文化浩劫存在诸多微妙互动?经济发展之后为何更加缺少安全感?对于此类传统且又富有时代意义的“礼”、“理”、“欲”的哲学命题及其怎样解决的问题,我近年常常为之彷徨失所,迷茫不已,还望道彬兄有以教我。
总之,《皖派》一书不但对乾嘉学术的研究有所推进,而且对当下的徽学研究亦有所拓展。“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者壮年硕学,醉心学问,呕心沥血,精心结撰,为学界奉献出一部体大思精之作,可喜可贺!与漆、徐二兄同道而行,逃虚空者时闻空谷足音,深感吾道不孤!我与漆兄相识已逾一纪,而与道彬兄相识恨晚,至今仅有一面之缘,但我们治学之道路相同,理念相通,近来保持热线联系,互通电话,犹如比邻而居。陆游《题梅汉卿醉经堂》诗云:“它人烂醉锦瑟傍,君独醉心编简香。”徐兄专心致志,醉心故纸编简,远离佳人锦瑟,以江、戴为师,与古人为友,身居合肥,传承皖派,优游斯文,故能香飘后世。放翁此诗莫非为道彬兄而题乎?“烂醉锦瑟傍”是它人之“人欲”,“醉心编简香”乃吾辈之“天理”。或曰:“读书明理,所明究为何理?”答曰:“天理也。”曰:“天理何在?”答曰:“其在吾辈心中乎?吾不得而知也,还是只管埋头读书吧。”我最后斗胆移花接木,窃录放翁诗句以赠道彬,聊答知音,或许不以为唐突吧?是为绍介。

新帖子 11-07-2013 02:0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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