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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诘难顾颉刚“默证”问题之研判

乔 治 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关键词] 张荫麟 顾颉刚 默证 《史学原论》 疑古
[摘 要] 八十年前,张荫麟发表文章批评顾颉刚误用默证方法,给史学研究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默证几乎成为历史研究法的禁区。然而,张荫麟所依据《史学原论》的主张,自相矛盾,不足为训。张荫麟文章的具体论述,更是讹谬百出,十分浅陋,论据、论点有根本方法的错误。张荫麟晚期已经暗地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孰是孰非已见分晓。于今的上古史研究,亟需发扬默证方法整体考察问题的辩证逻辑,清理上古史重建事业的学术基础。

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①],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念,认为中国古籍中关于尧、舜、禹“圣王”事迹的记述都不可信,乃出于后世的层层迭加。对这些圣王其人的有无,也做出质疑和否定,这立即激发了学术界的辩论。在多篇反驳顾颉刚的文章中,青年学者张荫麟(1905~1942)的文章主要不是讨论上古史的具体问题,而是直接否定顾颉刚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历史考订是否可以运用所谓“默证”方法的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史学方法论的理论层面。由于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学者没有答辩,这项公案之是非曲直,尚未明正,故本文加以研判,以澄清八十年来相关领域的混沌认识。

一、张荫麟关于“默证法”的发难及其影响

顾颉刚发起疑古考辩的主要思想方法,是尽量全面地清理中国古籍关于上古历史的记载,排列这些记载文献产生的时间顺序,发现越是后出的古籍,记述的上古历史越是久远,记载的情节也越是丰盛,因此,这样形成的古史乃是累加而成,其真实性大可怀疑,遂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理念。顾颉刚具体地考察尧、舜、禹问题而指出:从《诗经》等书籍来看,中国上古最早的圣王是禹,西周时还没有黄帝、尧、舜的观念。而“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到春秋时期的《论语》中,出现了尧舜,并且居于禹之前,“但尧与舜、舜与禹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提起”,更没有把禹与夏代联系起来的记载。《论语》之后,才出现尧与舜的翁婿关系,尧、舜、禹之间第次的君臣关系。[②] 自战国以降,在尧舜之前又加上了许多古帝王,同时大禹也被安排成了夏代的创始国王。[③] 这是顾颉刚最初做出古史考辩的部分结论,已经体现出严密的系统性,每一论点都不仅列举大量的史料,而且更要指明某一时期的古籍并无哪种记述,其全面考察和疏理历史的特征十分明显。由于观点的惊世骇俗,立即引起了学术争辩,而论敌如刘掞藜等人,主要反驳顾颉刚对一些具体史料做出的解析,其中某些见解甚至得到顾颉刚认可[④],但并不能动摇“古史是层累地造成”这个系统的整体性认识。此后将届两年,张荫麟发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⑤]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其中也反驳顾颉刚对具体史料的解释,却不是分散地纠摘罅隙,而体现于一个总的宗旨,即试图从根本上否定顾颉刚的研究方法。
张荫麟认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为此他搬出西方的论著《史学原论》作为理论依据,文章提出:“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接着他对《史学原论》原文予以引录,[⑥] 其要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二项:
1、运用“默证”方法的思想根基和出发点,是“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籍存在”。即凡使用默证法,都是设想凡事皆会记载,并且凡记载都会留存。这个前提当然不可能成立,由于“古事太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默证法似乎毫无现实基础而且不合逻辑,已经从根本上被否定。
2、否定了“默证”的合理性之后,又自相矛盾地规定了两个适用条件,其一是没有记述某事的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系统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其二是“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象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就是第一要证明作者立意记述这类事件,并且完全了解此类事件;第二是该事件是一桩影响力很大的事件。
张荫麟随即对照上述理念,评议顾颉刚的观点而加以指摘。顾颉刚因《诗经》以及同时期成文的《尚书》篇目,均仅记述禹,并未提到尧、舜,从而断言“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张文先以《诗经》等书没有责任记述尧舜之事,从总体上反驳顾颉刚,随后又以“夏禹史迹辨正”、“尧舜史迹辨正”两个专题,继续反驳顾颉刚对史料的解释和指责他滥用默证法。其中关于史料解释的驳议,学术理性远不及同样反驳顾颉刚的刘掞藜等人,其杀手锏还是默证法的适用度问题。而法国人19世纪末发表的主张[⑦]是否完全正确?张文是什么学术水平?非三言两语所能剖析,这里先略述张文在学界的影响。
张文发表之后,顾颉刚等人未作反驳,这与对待刘掞藜之文区别明显,顾颉刚对刘文是既有反驳,又有肯定,如前引《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为什么对张文不当即予以回应呢?事过八十多年,我们只能根据该时情景做出几方面的估测:1、顾颉刚坚信自己研究方法总体上正确,对《史学原论》的观点很不信服,但所谓“默证”乃史学方法论的理论问题,顾颉刚尚未做好这种理论论辩的准备。2、工作极其忙碌,正在研究重大问题,因而虽在《古史辨》第一册附录中预告将于第二册发布《答张荫麟先生》,但终归未能成文。3、知张荫麟为年轻学子,认为不必痛加回击,可静待其觉悟。按顾颉刚一向爱惜和提携青年才俊的作为,完全可能产生这种心态。后来,张荫麟不仅与顾颉刚关系较好,甚至历史观点也日益靠近。此在后文还将叙述。4、实际欲准备回答张荫麟时,发现张文对具体问题的论议十分浅陋,不值一驳,故收录其文于《古史辨》第二册,认为读者会很容易辨别是非,不屑于再写反驳之文。
综合揆度,上述第2条应为次要因素,第3条是以后不再追究批驳的原因,而不是当时不予以回应的打算,因为顾颉刚曾经准备答辩。第1、4条的结合,才构成顾颉刚未作回应的主要原因。关于第4条,这里有必要先举出一例辨析之。
顾颉刚根据《诗经》以及与《诗经》同时代成文的《尚书》篇章,有多处写到禹,但都没有将之与夏联结在一起,遂认为当时人们还未产生禹是夏国君主的观念。特别指出了“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奕奕梁山,维禹甸之”[⑧] 等诗句,“禹”之前加一虚字“维”以衬字数,却未出现“夏禹”等称谓,[⑨]这是一项有力的证据。而张荫麟反驳说:
“夏”、“禹”二字既无不可分离之关系,而“维”与“夏”声调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仄声),维字置于句首,又可顿重语气(此顾氏言之),是故此处“维”字与“夏”字实不能相代。……吾侪读《乐府诗选》、《玉台新咏》、《明诗综》、《清诗别裁》,其中亦未尝有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刘邦为“帝刘邦”、称朱元璋为“帝朱元璋”,亦未尝有尊夏后、夏桀之例称刘邦为“汉刘邦”、称“朱元璋”为“明朱元璋”,然则刘邦、朱元璋非汉帝、明帝矣。嘻!

这里张文提出“禹”字之前加“维”字凑足四言诗句,是因为“维”字平声,达到平仄协调,而“夏”是仄声,所以不能用以取代“维”字,这是一个十分低级的谬误。在一句诗文中讲究平仄用字,是在南朝宋、齐、梁、陈时期逐步兴起,《诗经》何尝涉及如此规格!《诗经·周颂·有客》中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两句八字全是仄声,《诗经·大雅·生民》中“后稷肇祀,庶无罪悔”、《诗经·大雅·云汉》中“后稷不克,上帝不临”,都是两句内仅一个平声字,而且“后稷肇祀”、“后稷不克”与“维禹甸之”在语式上相同,为何没把“后”字换成“维”字?《诗经·周颂·闵予小子》有诗句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維予小子,夙夜敬止”,如果后一个“维予小子”是做了协调平仄的处理,那么前面“闵予小子”如何解释?况且一个“维”字之后有七个仄音字,也起不到平仄调济作用。事实很明显,《诗经》各诗,除韵脚之外根本没有平仄音律的规范。
无论顾颉刚还是别的学者,在征引和解说古文献资料时,都难免有遗漏个别史料或解释不甚妥当的疏失,经人指出,加以补充和更正即可,不必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但张荫麟的谬误不同,《诗经》中几乎每一篇都存在与其说法相冲突的例句,竟视而不见,公然以无中生有的杜撰用来论辩,已经不属于个别疏误的性质。尤可议者,张文在“又可顿重语气”之后用括号添注“此顾氏言之”字样,完全歪曲了顾颉刚文章的原意。查顾颉刚原文为:
何以《诗》《书》上九处说禹,却只有一个禹字或衬上一个维字?……就说“维”字不为衬字,而为顿重语气之用,赞美禹功必用维字以致其情,用了维字则四字已全,禹只能为单字,这无论只适用于《诗经》上的三条,尚有六条说不过去。即就这三条而论,顿重语气原不必定为四字之句,如“维仲山甫补之”……[⑩]

意思很明显:第一,顾颉刚是将“维”看成衬字;第二,设想论敌可能把‘维’字说成有顿重语气作用,随之予以辩驳;第三,如果说“维”字可顿重语气,在六条史料上说不通,在其他三条史料上也有问题。但是,张荫麟却瞒天过海地把“维”字可“顿重语气”的说法强加于顾颉刚,迷惑读者,使之不去思考“维”字是否真的不可替代,这种作伪、障眼的方法,属于什么学术品行?
张文举出《乐府诗选》等四本书,质问假如其中没有“帝刘邦”、“帝朱元璋”之类的称呼,是否可以得出“刘邦、朱元璋非汉帝、明帝”的判断,这纯属胡搅蛮缠!第一,顾颉刚是将《诗经》及其同时代的所有文献通同检阅,找出9条禹与夏不相联署的史料而并无例外,而《乐府诗选》等四本书同时代的书籍、文献,则会有无数关于汉高祖、明太祖的记述,二者焉能妄加比拟?第二,汉代以后,“帝刘邦”与直呼“刘邦”同样是不敬,语言和礼节大不同于先秦。况且刘邦、朱元璋皆有被后人訾议之处,即使偶有诗人直称其名,也不能与被尊为治水神圣的大禹相类比。第三,张荫麟能够从他所列出的四本书内找出9条直呼“刘邦”、“朱元璋”的字样吗?如果书中反而有汉高祖、明太祖的称谓,张文岂不是自打耳光?[11]
张文这一段篇幅不大的议论,就出现了诸多知识浅陋、刁蛮无理甚至疑似学术不端的问题。顾颉刚当时有很多学术事务缠身,研读其文之后,很容易由于鄙视而决定不予理睬,仅将之采录于《古史辨》,相信学界能够判断是非。然而顾颉刚错了,传统旧史学千年积淀的守旧情绪,束缚多数史家的头脑,虽然脑后留辫子者只有王国维先生等数人,但辫子跑到脑壳之内者则不知凡几,即使出国留学也难以去除贵恙。于是张荫麟的刁文反而获得许多喝彩,顾颉刚的不回应则被看成理屈。直至近年,这种状况积重难返,例如谢贵安《中国史学史》说:张荫麟议论一出,“古史辨派学者竟无人回应”[12],并未认真审读张文,仅因顾颉刚等人未加反驳就得出了判断。
近年有质疑张荫麟此文的学者,如彭国良博士2007年发表《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一文[13],提出许多精到见解,其一是剖析和反对《史学原论》为“默证”适用限度所设立的苛刻条件,甚至认为那是“伪命题”。其二是指出对于默证法的贬斥,乃起源于欧洲基督教势力打击理性主义思潮的舆论需要,这是全文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其三是向张荫麟之文提出反诘,指出张荫麟对顾颉刚的批评不能成立。但彭文也有严重的局限和错误,局限性之一是对于张荫麟的批驳过于软弱,似有将两种对立的理念调和、折中、都不加否定的倾向,仍给张荫麟的思想加上“实证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桂冠。彭文的最大错误,是得出历史不可知论的见解,甚至说“当以认识历史本体为历史学的目的,认为通过对史料的精密考证可以认识历史本体时,默证是个逻辑错误,无从使用”。这实际上比《史学原论》更加贬损了默证法,是大错特错的糊涂观念。
彭文的对张荫麟批评的软弱,招来的却是毫不客气的抨击,有一篇《“层累”说之“默证”问题再讨论》的文章[14],抓住彭文的弱点极力斥责,并且强词夺理地为张荫麟的议论辩护,甚至将顾颉刚没有的说法也强加给顾颉刚然后予以批评,以证明张文的正确。这说明在涉及重要学术原则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辨清是非,不可一味迂回、调和,而全面审查张文理论依据和具体议论,乃为当今不能再拖延的学术要务之一。

二、“默证”适用限度问题解析

法国十九世纪成书的《史学原论》对“默证”使用限度的规定,到底是什么货色?不可不辨。其书论述默证方法的前提,即凡事必有记载和记载必当留存,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实际上已经彻底否定默证的合理性,我们上文已经述及。但《史学原论》同时提出使用默证的两个条件,而且还举出实际可行的例证,[15]说明《史学原论》的作者并不认为默证绝对不可运用,这就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淖。《史学原论》规定的默证适用限度,并不是“伪命题”,而是一个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命题。仅此一点,即可判为不足为训。
专门研讨史学方法理论的著述何以会自相矛盾?这有着思想和立场的根源。正如彭国良文章所提到,默证方法的争论,始于欧洲宗教迷信与理性主义思潮的斗争。欧洲基督教会的主要文献中有四大福音书,叙述耶稣降生、复活等重大事件,但情节神奇,而且相互矛盾,教徒内部也对之颇有争议。而十八世纪理性主义思潮兴起,许多学者看到一世纪、二世纪时古希腊、罗马的大量史籍和其他文籍,对耶稣降生诸事全无记载,遂怀疑福音书作伪,甚至怀疑耶稣其人的实际存在。杰出的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基督教的宣传予以讽刺说:“……自然规律则往往为教会的利益暂时停止作用。希腊、罗马的圣哲却不理睬这些惊人的奇迹,如同往常忙于生活和学习,对于精神和物质世界的任何改变,似乎完全无所觉察。提比略统治时期,整个世界或至少在罗马帝国的一个著名的行省,出现过三小时违反自然的景象,天地一片漆黑。如此神奇的现象,理应引起人类惊愕、好奇和虔诚。然而在一个注重科学和历史的时代,竟然无人注意,就那么放过不提。”[16]这里指出教会鼓吹耶稣降生与受难所引起各种神异变化,在古希腊、罗马的著述中竟然没有记述,因而完全不可凭信,这无疑是使用了默证的方法。吴于厪先生评论说:“史料的沉默是怀疑的起点。不言而喻,重复见于后出的福音书中关于这一奇迹的记载,不但不足征信而且完全可能会召致作伪的嫌疑。吉本这段文字中含蓄摇曳之词,其所暗示的,也正是这一点。……凡理性所不能验证的,必然是虚妄的。”[17]
然而基督教在文化上也具有强大实力,神学家、宗教史家依靠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得出默证不合逻辑的理念,并且凭借教会势力将之推广宣扬,博取广泛的赞同,以抵御理性主义学者的质疑。众所周知,《史学原论》的作者属于客观主义的兰克学派,德国史学家兰克及其学派注重史料和文献的鉴定,标榜记述历史务求真实的宗旨,但兰克本人及其追随者却多为虔诚的宗教信徒,这使《史学原论》的作者在默证问题上充满了纠结。因此,该书作者既从逻辑上否定默证以附合宗教信仰,又给默证的应用留下小小活口,以慰藉客观求实的理性观念,这就不能不出现史学学理上的矛盾,不能不为默证设立苛刻而片面的限定条件。至此,我们需要再从逻辑和适用限度两个方面分析默证方法在辨伪考据中的运用。
默证法根据现存文献是否有所记载而做出判断,而难以估量已经佚失的文献,也难以预计还可能发现的文献,这似乎不合逻辑,但它不太符合的逻辑只是形式逻辑,却切合于更高级的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固然是分析问题的有力工具,但有着较大的局限性,那就是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关联,往往用孤立、静止、绝对化和割裂整体的眼光观察问题。辩证逻辑包括形式逻辑所有的优点,同时能够从事物的整体系统上考察,又予以分层次地对比分析,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判断,比形式逻辑有更大的维度,越是面对复杂和大范围的问题,越能显示出优长之处。《史学原论》认为默证法的使用前提是所有史事都有记载而且都不佚失,是一个绝对化的思想模式。史事不可能全部记载,文献不可能毫无散佚,这确实影响史实考订的准确性,但不止于默证法,任何历史研究方法都受到这种状况的制约。即使叙述一个资料丰富的历史往事,也不能保证不会有佚失的或有待发现的史料与之冲突,难道所有历史研究都应当因此停止吗?因此,单单如此苛责默证法,是极不公正的。《史学原论》规定默证适用限度为作者立意记述这类事件,并且应当了解所有的此类事件;而该事件又必须是一桩影响力很大、足以进入作者观念中的事件,这更不合理。第一,作者的动机、意愿、能力、观念,以及是否了解所有相关史实,全都难以证实,争论起来可能会无止无休。第二,默证应当从一个时段所有资料的全面清理出发,这正是其特点和难点。而《史学原论》却将之割裂为单独个体的作者和著述,而且仅仅限于系统性的史书,没有照应其他书籍,也没有顾及群体作者或不明作者的各种文献,是片面、孤立、割裂整体和见木不见林的眼光。
张荫麟引用《史学原论》时,将其原有的缺陷加以扩大。顾颉刚依据《诗经》等文献不载尧舜,指出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人们尚没有尧舜的观念。张文辩驳说:
此种推论,完全违反默证之限度。试问《诗》、《书》(除《尧典》、《皋陶谟》)是否当时观念之总记录,是否当时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又试问其中有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此稍有常识之人不难决也。……

张文的前两问,一是要求《诗经》等必须为“当时观念之总记录”,二是要求有“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否则就违反“默证之限度”,这是蛮横的说法,把“默证之限度”真正变成了“伪命题”。任何时代的社会观念都是极其庞杂多样的,无法出现一个“总记录”。但观念有大有小、有重有轻、有广有狭,重大的、影响广泛的观念,具有特别优先的被记录的机会,这不能与庞杂、暂时的观念混为一谈。《史学原论》规定默证的运用条件,本来有“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象力”一条,对事件的大小予以区分,张荫麟则把这一点点合理因素也阉割掉了。尧舜的事件和观念可谓重大,足以影响作者的想象力,不需要什么“总记录”之书也应当得到记录。至于质问《诗经》等是否为“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乃是令人惊诧的狡辩,顾颉刚本因《诗经》等没有提到唐尧、虞舜,才用默证法发出议论,如果《诗经》竟然是“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岂不应当充满了尧舜的记载,这还会有默证的余地吗?假若忠于《史学原论》中“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录”原文以及原书举出的例证,张荫麟最多只能发出《诗经》是否为“记载古帝王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的质问,方附合《史学原论》“此类之事实”的原意,这当然也是不合理的苛刻规定,但还不算“伪命题”。而张荫麟把“此类之事实”变成具体的“唐虞事迹”,则成为荒谬绝伦、伪得不能更伪的伪命题。
张荫麟第三问是《诗经》等书“其中有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看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因为诗歌不同于系统的通史,并不一定必须涉及某个圣王。但是我们以辩证逻辑分析《诗经》的整体内容,打破孤立观察尧舜事迹的局限,同样可以提出《诗经》“有无涉及禹和后稷事迹之需要”的质问。如果诗歌吟咏山川、田野之类的内容时,需要涉及传说中治水的禹,那么吟咏清明政治之时也需要涉及尧舜;如果吟咏农业生活之时需要涉及后稷,那么同样也需要涉及神农。在是否有“涉及之需要”的问题上,神农、尧舜与大禹、后稷是等值的,而《诗经》偏偏只提到禹和后稷,只字不提神农、尧舜,于是默证方法在此处就能够成立。
《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18]其作者群体或知名、或佚名,囊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地域则上至周朝的庙堂之内,远及各大小封国的乡村山野,在反映当时社会文化观念方面,具有广大而且深切的涵盖性。就一首诗篇而言,提到禹而未提尧舜本不值得质疑,但所有诗篇显示出这一特点,性质就完全不同。顾颉刚根据《诗经》及其他同时期的文献判断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孔子之前)没有尧舜的观念,实无可指责。也许有人会说:《诗经》仅仅305篇,是经过删略的总集,还有许多当时的诗歌未被录入。但尧舜事迹和观念的重要性无可争议,涉及尧舜的诗篇倘若曾经存在,就没有理由会被全部淘汰。
如上文所述,关于默证适用限度的争论,起自欧洲宗教迷信与理性主义的斗争,但默证的运用则古来即有,是辨伪考证的普适方法。宋欧阳修因孔子没有说到尧舜之前的史事,因而批评司马迁《史记》“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19]是错误行为。明胡应麟论古书辨伪方法八条,前四条讲的是从各种艺文志、图书目录撰述中查其有无著录,从同时期与随后书籍中查找是否被引用和记述,若皆缺如,则可疑为伪书[20],很明显这乃是默证的方法。梁启超承袭胡应麟的观点并且发扬光大,仍将默证性质的辨伪方法定为重要手段[21]。这样的事例很多,不必一一列举。而一些批评顾颉刚观点的文章,其实也是使用了默证方法,例如指责顾颉刚等没有举出尧舜禹并非真人的直接证据,认为顾颉刚没有回应张文就等于张文正确,这与因《诗经》未提到禹与夏国的联系而认为禹并非夏之君主,在思路上具有基本一致的特征,惟其区别在于默证的运用是否合理而已。
以上论述了《史学原论》在默证限度上的自相矛盾以及张文的谬误,但并非主张默证方法可以随意使用,其运用确实需要有条件、有限制地掌握。对于默证运用的条件和规范,可以初步归纳为以下几条:
1、默证的应用需要面对一定时段、一定范围内的所有文献和资料,应具备视域的整体性。对视域内的各种文献、资料,又必须做出准确的疏理和鉴定,因而难度很大。对视域的整体范围和具体文献的把握,都须力求不出遗漏和偏差。
2、默证方法不能代替直接相应文献史料的详确解析,当相应文献的解析能够得出结论之时,默证最多仅仅起到辅助作用,但也可能失效。例如笔者考辨章学诚之史德观念,认为其中不含有如实记述历史的思想,主要基于对章氏《史德》一文的解析,特别是指出“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一语,乃理学家朱熹“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22]的翻版。随即指出《史德》以及章学诚的所有撰著,都没有明确主张直书实录的论述,[23]而这个默证仅起辅助作用。但将顾颉刚等人没有回应张荫麟的现象作为口实,而不去审核张文是否正确,则是违规的默证方法。
3、以默证提出对相应问题质疑,是完全可行的方法,但得出确定结论,则须审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甚至稍不规范的默证,也具有提出质疑的合理性,例如对于顾颉刚没有回应张荫麟之文,可以提出顾颉刚是否理屈词穷的质疑,但不能得出定论,因为还有另外的可能性。顾颉刚将张文收录于《古史辨》,则凸显了另外可能性的判断取向。
4、默证方法是由提出质疑起始,随着史料开发与研讨深化,逐步得出结论或者放弃怀疑,这是动态的进程,体现辩证逻辑的特征。用其他方法研究复杂的历史难题,也常如此,但不若默证方法典型和明显。在提出质疑而结论未定的阶段,应由论辩的对方负责举证释疑,随着研讨的开展,如果没有确切证据可以释疑,却有符合质疑指向的新证据、新疑点,则相应结论的得出就逐步明朗。
总之,默证是一种推动历史研究深入发展、提倡理性思考的方法,完全否定默证法的使用,乃是一种提倡盲从、维护迷信的观念。

三、张荫麟等人信古议论的要害

张荫麟称顾颉刚疑古考辨的默证是“根本方法之谬误”[24],即使搁置我们以上的论述,仅就顾颉刚的研究方法而言,默证也不是他根本的研究方法。顾颉刚的史学方法,主要是对史事和文献做循流溯源的考察,即胡适所言的“历史演进方法”,默证乃处于附属的地位。但反观张荫麟等人反驳疑古考辨做出的议论,才真有“根本方法之谬误”性质的要害。
张文的要害,是无视历史和历史文化的发展演进,以后代的社会体制、文化观念想象上古的历史状况,甚至随意挑选后代的个别事例,虚妄假设,强行比拟。上文我们剖析了张文反驳顾颉刚关于《诗经》等不载尧舜问题的三个质问,而张文接下来还有一段文字:
……呜呼,假设不幸而唐以前之载籍荡然无存,吾侪依顾氏之方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书中求唐以前之史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希矣!

这种对默证方法的攻讦,完全是建立在虚妄假设的基础之上,而且不顾历史文化的实际发展状况。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常常动荡,但传统史学则迅速发展,官方、私家皆重视史学,历史著述层出不穷。该时《汉书》的研治成为显学,东汉史的撰述也十分兴盛,南朝范晔著《后汉书》,并不因其人罪涉谋反而被查禁,所谓假设唐之前载籍“荡然无存”,是决不可能之事。此其一。倘若真有惊天灾难使载籍“荡然无存”,那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大断裂,《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等恐怕不会出现,甚至也就不会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古史辨派”和张荫麟这样的史家,一切无从谈起。此其二。如果唐以前文献“荡然无存”,后世再产生文、景、光武之传说,一定与真实的历史大相径庭,还真的就成为“层累地造成”的伪史!此其三。由此可见,张文的议论是何等荒唐和无效。
张文多次采取将后世之事比拟上古的方法,哗众取宠,以售其欺,如上文我们批评过的拿南朝齐梁时期诗句讲究平仄音律强加于《诗经》,亦属此类,这还是比较容易辨识者。而有些比拟手段,其错谬则比较隐蔽。例如顾颉刚发现“《左传》上所说的‘陶唐氏、有虞氏’,乃夏代时的二国。……在《左传》上,舜没有姚姓,虞不言舜胤,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或犹保存得一点唐、虞二国的本相”[25],因而怀疑“唐尧”、“虞舜”的说法也是后起的,不可据信。张文反驳说:
夏代之有陶唐、有虞二国,毫不害尧之为唐帝、舜之为虞帝。夫刘邦之有天下也名汉,而刘龑之据粤也名南汉;李渊之有天下也名唐,而徐知诰之篡吴也名南唐。吾侪其可因南汉、南唐为后周之二国,遂谓汉唐非刘邦、李渊之朝名乎?……顾氏此处之误,亦因误用默证。

这段议论的思路,仍然是无视历史的演进,用后代的王朝之国混淆了商周之前所谓的“国”。我们知道:无论南汉、南唐,其命名都是借助已有的兴盛朝代来自我张扬,相类似的情况甚多,周代、尤其是汉代之后几为普遍现象。而商周以前的上古时期有没有这种通例?这是张荫麟不应不解答的问题。上古之所谓“陶唐氏”、“有虞氏”、“有扈氏”、“有林氏”等等,今日视之不过是众多部族而已。不同的部族不大可能有相同的名称,即使从一个部族分开的各个支派,历史上也大多会改变名称。因此,张荫麟的议论是缺乏理据的。
顾颉刚治学的特点是特别注重历史的演进,“层累造成”的理念就是要揭发以后世之事想象上古而造成的讹误,如果与之辩论的论敌,仍然充满漠视历史演进的议论,只能令其鄙视。笔者认为:撰写论文并非完全排斥比拟的手法,但比拟乃是一种修辞方式,在有确切论据得出结论的前提下,用某种比拟把问题讲得更加清晰,是可以的,但决不应当用比拟的修辞方式充当论据。细读张文,用跨时代的比拟充当论据的现象比比皆是,此乃真正的“根本方法之谬误”。
张文以及众多的反驳“古史辨派”论著,基本上不能为自己的信古主张找出确切的证据,而是不断地在顾颉刚等人的文章中寻求瑕疵,这是问题的又一要害。在疑古和反对疑古的论辩中,到底哪一派负有正面举证的责任?道理也是相当浅显,例如在尧、舜、禹事迹是否真实的问题上,顾颉刚等已经指出诸多疑点,信古者应当列举证据证明其人其事的存在。但吊诡的是:聪明的信古者总是想方设法逃避举证责任,仅仅指摘疑古者方法不当或证据不足,如同张文的思路。这如同两人辩论是否有鬼魂存在,相信鬼魂的人指责不信鬼的人还有许多地方没去考查,不能说就没有鬼,而他自己却不肯担当展出一鬼或拿出真凭实据的责任。当然,也有无知因而无畏的信古者试图证明尧、舜、禹等事迹的存在,而其议论都是逻辑混乱加上牵强附会,并无例外。
由于研讨内容的复杂和广泛,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由于上古文献史料的含义往往模糊,任何学者的解说都可能出现偏差,任何学者搜集史料都可能有所疏漏,因而顾颉刚等人的议论和判断并非无瑕可击。于是,那场论辩给人的印象是“古史辨派”确有讹误、其证据也不充分,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被搅成一池浑水。将之澄清,需要进行认真剖析。
纠缠顾颉刚等人一些具体、个别的讹误,或牵强地指责古史辨派某些议论失误,能否驳倒其整体的古史质疑和立论思路?回答是否定的,顾颉刚本人对此有过申辩,他承认某些史料解说的个别讹误,但坚持总体的看法,更提出了“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26]等四大宗旨。纠缠个别细节问题虽有学术意义,但远远不能扳倒疑古考辩的总体思路。这里提请读者阅读张京华教授的一篇短文,题目为《顾颉刚难题》[27]。顺便提示:张京华研讨“古史辨”问题多年,有著作对相关论辩做出了系统性清理,故能够窥得关键之处,但他在评论上或多或少是偏袒信古派的。《顾颉刚难题》一文指出:
考古学无法添补古文字和古文献上的这片空间,因使疑古学者得以从容周旋,用最新的考古成果维护古史辨派对古代学术传统的批判。即便找到了《陈侯因齐敦》[28]有关“黄帝”的原始记录,那也只是战国时期的材料;找到了《秦公敦》和《齐侯镈钟》有关“禹”的原始记录,那也只是春秋时期的材料;找到了甲骨文中“四方和四方风”名的原始记录,那也只是商代后期的材料。三者都不是“黄帝”或“禹”或“尧”当时的一级材料,如何能证明那时的情况?……上古实物特别是文字与文献的遗失,使得“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为不可能,使得古史重建“拿证据来”为不可能,使得疑古“永远有理”,此可称之为“顾颉刚难题”。

其实,还有一个明显的道理没有摆明:如果一个时代的文献都没有记载某人某事,我们是应当用默证法作出质疑,还是硬说越没有记载就越存在?如果上古文献记载上古的某人某事却充满了歧异、冲突或荒唐怪异,我们是应当怀疑其存在,还是要坚持相信并且曲为辩解?疑古与信古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此。

四、中国上古史研究需要默证法的回归

张荫麟否定默证方法的文章,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几乎令默证成为历史研究法的禁区。然而张荫麟自己后来却改变了信古的初衷,思想认识向顾颉刚靠拢,这主要表现于他所著《中国史纲》一书中。此书从先秦起始写到东汉以前,1941年出版,展现了张荫麟杰出的写作才干,简明生动,识见明晰,字里行间充满对读者的启发功效。而若以他先前攻讦顾颉刚时表现的立场,似当大谈黄帝以来的上古史,然而并非如此,《中国史纲》叙事从殷商开始,只是在殷商史事叙述将尽,才引出此前的历史传说,而且是倒退着向前追溯,即从传说的夏代至黄帝,总共仅寥寥千余字而已。就在这简略的内容之内,穿插不少张荫麟的议论,例如他说:“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的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凡此种种,本书自宜从略。”[29]。又说:“还有一位值得提到的传说中的重要人物,那是黄帝。他所占故事中的时代虽在尧舜之先,他的创造却似在尧舜之后。照传说的一种系谱(《史记·五帝本纪》),他是尧的高祖,舜的八世祖(舜反比禹低三辈,这很奇怪),也是商周两朝王室的远祖……”[30]请看:这里倒着叙述殷商之前的历史传说,指出夏之前的史事迷失于“离奇的神话”,尧舜的故事创造在前,黄帝的故事创造于其后,又轻蔑地称《史记·五帝本纪》为“传说的一种系谱”,其中舜居然比禹低了三辈,“这很奇怪”。整个思路不就是顾颉刚的主张,不就是阐明旧的上古史体系乃“层累地造成”吗?很明显,张荫麟最终已经醒悟,暗地附从了顾颉刚的理念,但未能作出公开的检讨,此乃是个缺憾,但孰是孰非,已见分晓。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热情赞扬张荫麟《中国史纲》[31],而处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衡派”创始人吴宓,是最早提携张荫麟的导师,一直赏识张荫麟的史才,张荫麟诘难顾颉刚,也具有报效吴宓等人情谊,以及与柳诒徵等人相呼应的动机。但吴宓却对《中国史纲》极为不满,批评说:“宓素以荫麟为第二梁任公,爱其博雅能文,而惜其晚岁《中国通史》之作,创为新体,未免误入歧路。”[32]顾、吴二人对《中国史纲》褒贬之大不相同,而且颇具“阵营”颠倒的表征,其深层的因由发人深省。倘若至今仍然鼓吹张荫麟反对默证如何的正确,对于已经最终纠正谬误的张荫麟也不啻是一种亵渎。
几十年间随着新的历史文献的发现和考古学发现的日益增多,上古史的研究有了运用默证方法的更大视野和更准确的适用程度,因为史料越是丰富,全部史料中皆无记述的上古传说越是可以判断为伪说,新文献和考古学的发现,如果不作曲解和不掺假货的话,实际效果是以否定中国上古史旧系统为主要趋向。
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至今五、六千年到三、四千年前的遗址数量甚多,已经被形容为如同满天星斗。这些分布广泛的考古发现根本没有传说中从黄帝到尧舜禹的事迹所能对应的迹象,因此运用默证方法完全可以达到否定那些传说的判断,因为茫茫大地,已经不存在安插黄帝至尧舜禹等圣王事迹的空间。“万国林立”、互不统摄的局面,谨慎地推论也要延续到商之前期。山西襄汾发现的陶寺遗址,距今有4000多年,据说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地点也与正好相仿,而正是陶寺遗址的出现,完全排除了尧舜政权存在的可能性。遗址反映的是一幅惨烈的种族灭绝之战,哪里有传说中尧舜时期清明样态的半点踪影?有人竟然以陶寺遗址坐实为尧舜之都城,说什么顾颉刚的主张“不攻自破”[33],甚至自诩要解答“顾颉刚难题”,对于这种大胆得不知深浅的人们,可发给一张“愚不可及”的奖状。
多年来在河南二里头、偃师一带发掘出许多遗址,被人描述为夏代与商代历史交接的考古依据,其中据说是发现了“夏都”,颇有学者以此坐实夏朝的存在。然而,如果真的是发现了“夏都”之城,那么在“夏都”没有发现文字,用默证方法可以推断:寻找夏文字的努力已经彻底绝望,其他地方即使发现文字,也不能说是夏的文字。于是,历史记载的“有夏”就仅仅是撮尔一邑,因为无法证明各地的部族受其统摄。历史上可能有夏国而决没有夏朝、夏代,夏可能是被不经意地灭掉的,因甲骨文都没有提到其事。夏没有文字的默证,至少还会导出两个推论:1、没有文字,就不是当时最先进的部族,辽西牛河梁考古遗址、浙江良渚文化等等,都比所谓“夏都”时代更早而且更先进,夏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上古的一个时代?2、夏无文字,凭什么记得住那几百年的传承世系?可见所谓“夏朝”及其世系,是西周以来为了政治需要杜撰的,《史记》不辨真伪地将之记载,淆乱了真实的历史。总之,以往许多疑古的观点,都因新的考古发现而增加了力度。
这样事例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述。当今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应当利用史料开发、视野扩大的条件,充分发挥默证方法整体考察历史的辩证逻辑,荡涤陈旧历史观遗留的错误认识,清理基础,真正作好“古史重建”的学术事业。

作者乔治忠,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①] 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按:此文初载于《读书杂志》(《努力》增刊)第9期,1923年5月。
[②]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63页。
[③]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117页。按:本文初载《读书杂志》第12~16期,1923年8~12月。
[④] 顾颉刚在前揭《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表示依照刘掞藜说法,再经研究,放弃原先对于“下土”的解释。
[⑤] 载《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又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二册,第271~288页。以下凡征引此文不另注释。
[⑥] 张荫麟此文特别注明:李思纯已然翻译朗格诺瓦与瑟诺博斯二人合著的《史学原论》。然而张荫麟并未采用李思纯译文。李思纯的译文内没有“默证”这个词语,而将之表述为消极的“理想推度”。今不纠此事,姑且全依张荫麟之行文研判。
[⑦] 按: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合著《史学原论》,1897年出版于巴黎。见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译者弁言》。
[⑧] 依次见《诗经·小雅·信南山》、《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诗经·大雅·韩奕》。
[⑨]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115~116页。
[⑩]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116页。
[11] 笔者按:张荫麟所举出的诗集,绝无直呼“朱元璋”之名的文字,而《清诗别裁集》中称“明祖”之处很多。《乐府诗选》、《玉台新咏》、《明诗综》中也无直呼“刘邦”字样,却有“汉高祖”之称,例如《明诗综》(《四库全书》本)卷六四有《过汉高祖庙》诗。《清诗别裁集》仅偶有“刘邦”字样一处,即邵岷《长歌留别江汉诸同学》:“……吾为若楚歌,若为吾楚舞。刘邦项籍天下雄,一听楚声泪如雨。”这是同情项羽,而诗句又将刘、项联署,情况极其特殊。但此书中称汉祖、汉高祖者却有多处,更有多首诗歌咏怀楚汉相争的历史,叙述沛公最后成为“汉天子”,例如卷四王士祯《符离吊颍川侯傅公》、卷七陶澄《蛮触行》、卷三十翁照《咏史》等等诗篇。阅读《清诗别裁集》绝对会得到刘邦是汉朝开国皇帝的知识。张荫麟漫言这几种书用来诘难顾颉刚,不仅自掴,而且是自欺欺人。
[12] 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4页。
[13] 载《文史哲》2007年第1期。
[14] 宁镇疆:《“层累”说之“默证”问题再讨论》,《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
[15] 关于默证的两个条件见上文,《史学原论》举出默证可用的实例,见其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万有文库》本下册第51页,张荫麟文亦有引录。
[16] (英)爱德华·吉本著,席代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第六节,吉林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408页。
[17] 吴于厪:《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重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十六章书后》,《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18] 这里仅分析《诗经》,与之同时形成的文献还有《尚书》的某些篇目,但《尚书》乃单篇档案文献的汇编,并无严密体系,且各篇成文时间问题相当复杂,本文姑且从略,以免篇幅过繁。
[19] 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载《文忠集·居士集》卷四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部正讹下》,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3页。
[21]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四章《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载《饮冰室专集》之一○四,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0~42页。
[2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3] 乔治忠:《章学诚“史德”论思想评析》,《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542~553页。
[24] 见前揭张荫麟文章第一段小标题。
[25]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118页。
[26] 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99~101页。按:此文初载《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
[27] 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
[28] 对于这件铜器名称,因学界文字解读有别,而称谓不同,如“陈侯因齐敦”、“陈侯因资簋”等等,为排印方便,姑且作此措置。
[29]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30]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31]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32] 《吴宓日记》第8册,1942年10月26日。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404页。
[33] 刘光胜:《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

新帖子 10-14-2013 01: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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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曰

其实,现代史也有叠加的现象,“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遵义会议刚刚开完时,有什么意义,谁也不知道。

后来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的包围,胜利到达陕北,这就被归结为“遵义会议的成就”。

再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越来越强大,也被归结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

再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有遵义会议的功劳(谁能说不是,可是在遵义会议刚刚结束时,又有谁知道?);以至于大跃进、文革的发动,也都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有关。

总之,从1935年2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可以累加到遵义会议的功劳上去,遵义会议在历史上的形象,也就越来越丰满。

但是,这些内容,是不可能在遵义会议刚刚结束时完成的文字上出现的,如果有,一定是后来伪造的。

红军老战士马忆湘写《朝阳花》里面就有红军(还是二方面军的)在长征路上畅谈遵义会议的意义的内容,这绝对不可能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由 尧曰 于 10-14-2013 05:12 AM 最后编辑

新帖子 10-14-2013 05:0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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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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