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论坛 - 西域,观照隋唐历史的窗口—记“隋唐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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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疆日报 本报记者曹新玲

6月21日-22日,正逢夏至,由《新疆通史》编委会举办的“隋唐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等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多位从事西域史地研究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隋唐两朝的西域政策及其影响、隋唐时期新疆地区的多元文化、安西都护府的设立与西域经济发展、回鹘西迁及其影响、吐鲁番文书与隋唐时期新疆历史研究等话题进行了热烈交流和研讨。

  通史工程凝结了几代学人的心血

  开幕式上,编委会主任吴敦夫向与会的专家学者介绍了《新疆通史》的编撰进展情况。他说,《新疆通史》工程,是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研究、批准的新疆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中国社科基金特别重大项目。这项工程自启动以来,一直得到区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目前,《新疆通史》主体工程14卷16册的撰写工作,已接近尾声;《新疆通史》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也已经分6批设立了110多个项目。过去,编委会制定了一个规定,就是在编撰过程中,各卷都举行一次专题研讨会,一是对各卷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和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学术研讨;二是对各卷的部分试写稿进行评议。目前,《新疆通史》编委会已经举办了史前卷等七个分卷的研讨会,收到了良好效果。这次会议是隋唐卷召开的专题研讨会,是我们自史前卷起,举行的第八次学术研讨会。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规模,也为以往历次《新疆通史》各分卷研讨会之最,有大批内地和新疆的专家学者与会,可谓群贤毕至。在这里,我代表《新疆通史》编委会,向参会的各位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自治区社科规划办主任高兴堂谈起《新疆通史》的编撰,颇为感慨。他说《新疆通史》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走过了8年历程。《新疆通史》上得天时——如过早启动,我们的思想、认识还不够开放,不够成熟;但要再晚启动的话,又于我们应当担当的责任不对等。下合人意——可以说该项目凝结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因为该项目首先使得不少年轻学者得到了充分锻炼,中年学者则挑起了大梁,而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事西域史地研究的专家们也发挥余热,积极为通史的编撰工作出谋划策。

  尤为重要的是,《新疆通史》编撰得到了中央领导和自治区领导的首肯、支持。中宣部、全国社科规划办给予了很好、很持续的关注。如今通史已顺利走过了三分之二的历程,也得益于通史有个好的领导班子,得益于专家学者们的全力支持,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通史打造成学术精品。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专家荣新江教授代表参会学者发言。他不无幽默地说,每次开奥运会,都要选一位运动员代表发言,很荣幸自己成为被选中的“运动员”代表大家发言。

  这次隋唐研讨会汇聚了老中青各年龄段的专家学者,对推进相关研究应该很有助益。《新疆通史》工程,不仅仅是编撰几卷书的工作,它作为一个平台,对推进中国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水平,都很有意义。

  在新疆历史上,隋唐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大发展大繁荣阶段。这一阶段也是各种研究资料最丰富的阶段,吐鲁番、哈密、龟兹,虽然在其他时代,这些地方也有不少文书、碑铭等记录资料,但没有超过唐代的。资料的丰富,为我们撰写通史隋唐卷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

  感谢通史编委会为学者们提供这样一个交流机会,也希望大家能取得良好的研讨成果。

  大会主题发言凸显学术分量

  大会开幕式结束后,知名学者、武汉大学教授陈国灿,朱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主编葛承雍,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芮传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志勇分别就唐朝廷对高昌社会体制的变更,和田丹丹乌里克出土的一件汉文文书,唐华文弘墓志中有关昆丘道行军的资料,新出土《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摩尼教突厥语文书TM276,近几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进行的南北疆的考古发掘情况等话题进行了会议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涉及唐朝对西域的政策,文书、碑铭释读,考古发掘等,内容丰富,颇显学术分量。

  已年近八旬的陈国灿教授多年来一直执着于西北史地研究,而严谨扎实的学风又让人深深钦佩。

  他探讨的是贞观年间,唐朝廷对高昌社会体制的变更。唐平定高昌国后,决定在盆地建立西州。然而唐太宗夺取高昌,决不仅限于这块盆地,而是在匡复汉代以来就属于中华版图的整个西域,故在平定高昌后不久,又下诏建置安西都护府,驻于交河城,负责经营西域事务,并兼管西州。为了将西州建成为唐经营整个西域的基地,在唐太宗主持下,对现存的高昌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目的在于将脱离中原皇化几百年的高昌地区,重新整顿纳入到唐王朝律令治理的轨道上来。

  唐朝廷共采取了六项措施变革高昌的社会体制。

  首先对高昌王族及其旧官僚势力进行柔和的迁徙改造——实际上是将高昌王及其属官转移至内地的统治中心地区,将其统治核心律令置于唐廷直接管控之下,同时也让他们到内地,接受一些唐中原文化的洗礼。

  其次对原高昌国的首望、乡官及百姓给予安抚,对全民实行新户籍管理——迁往洛京的只是以高昌王为首的上层官僚及帐右,大部分中下层官人仍留在盆地,朝廷对这些旧官人,都给以安抚。为了保证官民们能有正常的生活,朝廷还决定将“彼州所有官田,并分给旧官人、首望及百姓等”,同时,为了对新取得的这片土地及其人户进行有效的管理,朝廷还对高昌全境人户、田宅做了全面调查。建立以丁中制为基础的户籍制度,将人口按年龄分段统计。这种新户籍制度的建立,既是为在西州推行均田制的需要,也是为了在盆地推行府兵制度征发兵役、力役的需要。

  三是在行政上推行了内地的州县乡里制——为了改变原来高昌郡、县林立、互不统属的状态,唐廷将原来的郡、县加以并省,在西州之下只设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依唐朝建制,在城者设有若干坊,坊有坊正管理坊务。在野者置乡,每县之下依据人口多少设乡若干,一乡之内置五里,里有里正,五里正共同协理乡务。

  与此同时,唐廷还在西州全面推行内地的均田制和租调力役制;内地的府兵制度,也在西州推行开来;西州东接伊州(哈密),西南连焉耆,是东西丝绸之路的枢纽之地,交通道路尤显重要,所以唐廷对交通道路也进行了整顿,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馆驿制度,使得官人、客使往来无忧。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变革和建设,使得西州完全与中原融为一体,不论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还是在管理制度和文明程度上,都能与内地一致起来。为整个封建时代吐鲁番盆地的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唐朝在西边建立的安西都护府、在天山以北建立的北庭都护府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后援基地。

  特点鲜明的西域绿洲文明

  在21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中,来自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万雪玉女士的“汉唐时期的西域绿洲文明”的发言,起到了很好的抛砖引玉作用。历史的发生、展开需要舞台,更何况是隋唐这样的盛世。在西域,绿洲文明的肇始,才让之后展开的历史事件有了依托的平台。

  万雪玉女士概括出了汉唐西域绿洲的几个鲜明特点:

  政治上,小国寡民。当时西域绿洲城郭的总人数,大约有26万余,大国和小国相差悬殊,如龟兹国有8万余人,乌垒国只有千余人,还有分布在山区和山脚下的小国,人口更少。因此,西域绿洲国家在政治影响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极不均衡。

  而且这些绿洲国家都有一套非常简单的职官体系,用来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

  经济上,农牧并重,农商并举。西域的绿洲农业发展,主要依靠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作物品种的增加,劳动工具从总体上来说比较简单,耕作方式也相对粗放。主要农产品有小麦、大麦、菽、苜蓿和棉花等。魏晋以后,陆续出现了水稻种植、棉花栽培和养蚕缫丝业。隋唐时期,这些作物及相关行业都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

  酒税是绿洲国家一种重要的税收来源。绿洲居民普遍栽培葡萄,并且掌握了较高的葡萄酿制和保存技术。葡萄酒是西域绿洲居民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上至国王,下至一般百姓,饮用葡萄酒是一种生活习俗。一些绿洲的政府,建造有容量庞大的酒库,任命专门的酒吏进行管理。

  水是命脉,绿洲诸国政府对农业的调控,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更多地体现在对水资源的管理分配方面。各城郭国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工程,每个绿洲都有一套灌溉管理体系,国王会亲自过问这方面的事情。地方官吏亲自处理每户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用水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多处这一时期的水利灌溉遗迹,他们发现这些水利建筑工程大多都经过精心设计,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绿洲城郭诸国在发展种植业的同时,还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草资源发展畜牧业,苜蓿的广泛种植,为农区大量放养牲畜提供了优质饲料。绿洲畜牧业和种植业同时并存,并且占据重要的地位,是西域绿洲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西域绿洲的畜牧业并不仅限于城郭诸国,在盆地的边缘荒漠和低山山区,还生活着一些从事游牧畜牧业的人群,这种农牧经济互补共存,农牧人群杂居互助的特殊关系,深刻地影响着绿洲居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绿洲文明的基础。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商业贸易活动逐渐成为绿洲居民经济生活的一部分。经商、务农和放牧是绿洲居民同等重要的职业选择,商人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商人在绿洲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甚至高于传统职业,因为商贸活动不仅可以获取丰厚飞利润,还能为绿洲居民带来珍贵的精神食粮。

  城池独具特色。自汉代以来,西域绿洲就并存着两种形制的城池建筑,一种是中原的汉式方城,一种是希腊罗马式样的圆城。

  在天山南部的绿洲上,分布着楼兰城、鄯善城、疏勒城、龟兹城、焉耆城、交河城、高昌城等,这些都是中原形制的方城,其中以龟兹王城最为宏大。“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轩金玉。”龟兹作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大国,是汉唐中央王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对西域诸国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唐代时期龟兹王城遗址,出土了典型的中原建筑材料莲纹方砖和莲纹瓦当等物品。

  交河城被称为“倒悬之城”,是西域本土建筑文化的杰出代表。这是一座在大地上雕刻出来的城池。城中的民居、官署、大街小巷、手工作坊,是不同时期,当地居民从上往下不断掏挖出来的,所有的房屋都具有冬暖夏凉的实用功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几座圆形建筑遗址,如圆沙古城、营盘古城、麦得克古城等,西域的这些圆形城池,在文献中缺载,学者认为,这种城池与希腊罗马建筑艺术的东传有关。

  西域的绿洲城镇,具有明显的商业城镇的特色。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些较大的绿洲。人口集聚,成为西域城镇发展的主要原因。它们既是当地小生产者调剂产品的市场,也是长途贩运营销的中继站,东西方贸易的集散地。

  宗教因素影响突出。各种外来宗教在西域绿洲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在西域,宗教不是孤立地传播,而是伴随着一种宗教和文化的结构、或一整套结构传播。如宗教建筑、宗教艺术、宗教概念、宗教道德和伦理原则,以及语言、文字、哲学天文学、医学等诸多科学。

  传教士在西域绿洲的文化传播中异常活跃。

  天山南部的西域早期居民,利用绿洲的自然资源和商贸资源,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绿洲文明,它与天山北路同期的草原游牧文明一起,构成了西域文明的基本内容和框架,是西域文明发展变迁的基石。

  万雪玉女士为我们描画出了一幅西域绿洲文明的“清明上河图”。

唐朝为什么不修筑长城?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万雪玉女士有关“汉唐时期的西域绿洲文明”的发言博得了掌声,但同在一组进行交流发言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的发言同样精彩。

  李教授探讨的论题是《唐初御敌弃修长城之检讨》,通俗点讲就是,唐朝为什么不像秦汉一样修筑长城?李鸿宾说,人们给出的答案通常是:唐朝控制的地域幅度超出了长城,已深入到北部草原,形成南北统合的局面,长城就丧失了修筑的必要性。为此,作此回答者还引用了唐太宗的一番话:

  “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远)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太宗说的这番话是在贞观十一年(637)授予李勣英国公的爵位时,即是在剪除东突厥之后胜败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说的,这当然有其事实做雄厚的依凭。但也从中可以看出,从始至终,有唐一朝边防的重心更多地依靠人自身的力量,依靠军队的建设,而对于城堡边墙这类物质工程的构建似乎并不十分看重,因而很少修筑长城或类似的工程固边防守,这一特点是非常明显的。至于唐朝为什么重视人防而忽略工程,李鸿宾教授说,这应当与那个时代中原王朝的政治、社会、统治集团及整个环境有关,更与唐朝及周边民族诸文明诸文化的交融互通紧密相连。

  其实唐朝是需要防御工程的。这与唐朝政权的性质有关。唐朝建立的基础是农耕经济,以土地种植业为生,土地的固着性使王朝必须做出一切努力或付出一切代价地保护,防卫就出现了。与此对应,农耕王朝的对手假若是游牧政权,其特点表现在以骑兵为核心,以流动作战为主要方式,土地固守的观念淡漠,他们采取的战略通常是进攻而不是防守。面对这样的攻击,农耕王朝自我保护的措施,就往往诉诸于坚固的堡垒和城墙。但后者自保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游牧政权拥有足够大的势力威胁农耕王朝的时候,这种自保才出现。如果游牧势力不足以构成威胁,农耕王朝就没有必要修建城堡防御,反过来可能要采取行动兼并分散的游牧势力。

  立国之后的唐朝面临的对手既有形成凝聚力的游牧帝国,也有分散的游牧势力,唐朝在应对这种局势的时候就有所谓的攻防战略。对唐而言,引起它关注的首要势力就是东突厥。在唐朝看来,东突厥才是它最大的对手,唐朝需要采取措施进行防护。突厥人进攻的目标变化无常,并非固定,防守这一方也只能随其攻击地点而有针对性地防护,在“运动”中选择。最好的选择方式应当与军队的机动灵活和精准的配置结合在一起,重在建立以点带面的防御布局,多发挥人员即军队的作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即唐朝决策集团对长城南北关系的基本想法:是维系南北的对峙,还是统合南北?这个观念应当是决定其他行为的动因。

  南北对峙的格局从秦汉王朝的建立与匈奴统一草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但唐太宗不想双方对峙,他之所以弃置亭障和长城的修筑,目的就是要剪平突厥而不是与其对峙。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派军深入西域腹地,开始了他继控制长城以北的大漠之后,征服高昌建立西州直至控制西域腹地的时代。一个农耕型的王朝,却选择了积极防守,继而进攻的战略,书写了让后世仰望的辉煌篇章。

  几乎是对李鸿宾教授话题的顺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杨艳秋、刘琴丽两位女士交流的论题是《唐初安置东突厥降众政策变化论析》——贞观四年(630),唐军大败东突厥于阴山,突厥颉利可汗被执送唐军,率众投降,突利可汗等亦纷纷投降,东突厥灭亡。随着大批突厥部众的入降和被俘,处置东突厥残部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贞观年间,围绕安置东突厥问题,朝内出现了多次争论,期间安置地域是争论诸方考虑的重点,两位女士以安置地域为中心,考察唐初安置东突厥政策的变动。

  沙漠掩埋下的绿洲文明

  是屡屡因过度开发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引发了学者的现实忧虑,从而在历史上寻找相类似的事例,以求解决之道?抑或是自身就对此类问题感兴趣?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并成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历史时期西域绿洲沙漠化的研究。

  他交流的论题是《塔里木盆地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沙漠化考》。

  克里雅河发源于昆仑山脉中部乌斯腾塔格山西侧,流经于田县境,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其古河道还可一直向北延伸到塔里木河河谷。《新唐书》称克里雅河为建德力河,《大唐西域记》称作媲摩川,清代始称克里雅河,为于田绿洲的主要滋育水源。

  克里雅河流域废弃的沙漠化古绿洲分布于该河下游,其分布特点为多点分散式,它们分别以圆沙古城、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遗址、玛坚勒克遗址为中心,形成了四块小绿洲,散落在河流古道旁。每块绿洲互不相连,中间被沙丘隔断。

  以上这些小绿洲的地表景观大体类似,均呈现为连片的风蚀弃耕地与侵入期间的裸露新月形沙梁、片状流沙地和吹杨灌丛沙堆相间分布。许多地段阡陌、渠堤遗迹仍清晰可辨,克里雅河下游数条干涸的古河道贯穿其间,这一带还随处散见遗落的灰陶片、红陶片、粗缸瓷片、碎木块、动物骨骸、石磨残块等物,甚至有的地段俯拾皆是。

  李并成教授细述了这些古遗址的具体地理位置及考古收获。据文献记载,克里雅河流域当属于古扞弥国之域。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归途经过昆仑山北麓,向汉武帝报告时第一次提到了“大宛……东则扞弥、于阗”。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前往西域时,曾遣副使携带大量丝绸杂缯等礼物到扞弥、于阗等地活动。随后扞弥也派人随汉使前往长安,汉代扞弥始终和中央朝廷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

  西汉于阗国即今和田市,其东390汉里的扞弥国正是今克里雅河下游一带,其王所治的扞弥城应即圆沙古城。西汉时,扞弥人口、兵力在地广人稀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可谓首屈一指,是为数不多的人口过万之国。而此时的于阗人口、兵力还略逊于扞弥,但扞弥相比于阗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水资源远不及于阗丰富,就因为此,东汉时期于阗王多次率兵攻破扞弥,最终,三国魏晋之际,扞弥被于阗吞并。

  翻看十九世纪末、斯文赫定关于在克里雅河下游探险时所作的记述,河的下游荒漠河岸植被发育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上世纪40年代,黄文弼考察记载,该河下游上段依然是“胡桐密织如林”,下游下段植被景观已有了明显退缩。考古所见喀拉墩、丹丹乌里克等遗址的城垣、民居皆用胡杨木等作为材料,可见当时胡杨等林木繁茂和人们对林木消耗程度之大。正是由于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居民过分砍伐胡杨等树木,使植被不断遭到破坏,成为招致绿洲沙漠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导致绿洲沙漠化的原因应该是该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克里雅”一名系维吾尔语,意为“漂移不定”,可见人们对该河河道的变迁早就有了一定的认识。该河河道之所以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就发生显著的东移变迁,自然应与其流经地区的地址构造特征及其活动情况有关。正是由于该河河道由西向东的不断迁徙变化,使其不断偏离古绿洲之地,才使得这些绿洲因离开水源而逐步荒废。

  战争破坏也是绿洲沙漠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于阗对扞弥不断发动的战争,其后柔然、嚈哒等外族对于阗的骚扰、掠夺,迫使人们逃离家园,而原住地经开垦的土地在失去有效灌溉、渠道丧失管理后,疏松的地表直接裸露,风沙活动迅速加强,其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迅速激化,绿洲逐渐向荒漠演替。

  李教授说,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在河流的改道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下,一块块地废弃发生沙漠化,没于茫茫沙海中,丝路南道上曾昌盛一时的扞弥以及后来的媲摩城,都只能在沙丘中见其断壁残垣。在面对沙漠侵袭的严峻形势下,历史上这些古绿洲的消亡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敲响了警钟。

  坎儿井起源于伊朗高原西北部

  另两位谈到水、水系的学者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知名学者杨圣敏教授和来自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李方女士。

  杨圣敏教授探讨的是《安西都护府与新疆坎儿井的起源》,他跟大多数国外学者的观点一样,认为坎儿井起源于公元前8世纪古代伊朗高原西北部的乌拉突王国,该王国位于乌尔米耶湖和亚美尼亚一带,是一个气候干燥的山区,以开矿冶铁著称。当地的矿井并非向地下挖掘,而是在山坡上水平方向掘洞,洞掘得深了,为了通风的需要,就每隔几十米或更远的距离挖一口竖井。掘洞时,还会遇到一种情况,即洞壁渗出的水滴会汇成小溪流出洞外,给开矿造成不便。但在这个干旱的地区(当地年降水量在300毫米以下),这股清澈的小溪却可以浇灌田地并供人畜饮用。坎儿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

  西亚大陆的亚述帝国在征服这个小国时,就靠破坏该国的坎儿井供水渠道,赢得了胜利。之后却把这项技术带回了国内,坎儿井随后开始逐渐传播开来。

  杨教授认为,新疆的坎儿井传自中亚的线索至少有两条,根据西方文献,今天中亚的阿富汗等地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开始修筑坎儿井。在唐代,今阿富汗等地首次归入中国版图,唐政府在此设立了昆墟州、修鲜州和姑墨州,这几个州和吐鲁番(西州)都归唐朝安西都护府管辖,而且安西都护府往往兼任西州刺史。在统一的政权之下,坎儿井技术的传播是很容易进行的。另外,维吾尔语称坎儿井为“kariz”,“kariz”来自波斯语,是波斯语“管道”之意。

  唐代吐鲁番开始采用坎儿井技术的社会背景,主要是人口增长的压力,在此压力下,去开辟新的水源和耕地,就成为吐鲁番人最迫切的需要了。

  李方女士交流的是关于“古代西域东部新兴谷水系”话题,吐鲁番的木头沟、胜金口古代称作新兴谷,二堡是古代高昌城的所在地。话题中的新兴谷水系,就是指中古时期利用木头沟、胜金口的泉水灌溉高昌城周田地的水渠网络体系。

  碑铭透露出珍贵历史信息

  本次“隋唐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另一大亮点就是对墓志碑铭的释读。除了大会主题发言时,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主编葛承雍先生关于《新出土<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考释》外,中央民族大学的张铁山教授,新疆文物古迹保护中心的彭杰先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陈玮等分别以《西安发现唐代汉突厥双语墓志之突厥文考释》《唐代北庭龙兴寺营建相关问题新探——以旅顺博物馆藏北庭古城出土残碑为中心》《唐北庭归朝官孙杲墓志研究》为题,对所研究的墓志碑铭作了认真释读。

  2013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经多次研究和实地考察,海内外专家确认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保存的唐代汉突厥双语“回鹘王子葛啜”墓志是中国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汉文、突厥鲁尼文双语墓志,是唐朝政府为安葬回鹘王子所刻写的。该墓志对研究回鹘与唐朝的关系、回鹘王国在漠北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报记者有幸赴北京参加了有海内外专家共同参与的关于该墓志的小型释读会,并于4月9日在本报刊发此消息)。

  张铁山教授在有关该墓志的消息公布后,运用扎实的研究功底,又进一步对墓志上的突厥鲁尼文做了释读。张教授说,突厥鲁尼文虽然没有汉文墓志那么长,但对回鹘王子葛啜身份的介绍还是较为全面的,如他的父亲、叔叔、兄长叫什么,其出生年代,终年等等,可弥补汉文墓志不足的部分——汉文部分只介绍了其父药罗葛可汗,其叔、其兄身份都没做介绍;这对还原葛啜家族世袭情况(名字)很有帮助;墓志有着清晰的纪年,这在碑铭中是比较少的;从碑铭的鲁尼文笔锋上看,和古突厥文的占卜书的笔锋特别相像。

  彭杰先生以旅顺博物馆藏北庭古城出土残碑为中心,对唐代北庭龙兴寺营建的相关问题所作的探讨颇受与会学者称道。

  矗立于天山以北的北庭古城,历经千年沧桑,由于自然与人为的因素,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要想找出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某个历史遗址,在北庭古城目前缺乏较大考古发掘的状况下,还存在一定难度,需要经过多种学科的交叉努力,才可能有所发现。彭杰通过对旅顺博物馆所藏北庭古城出土的残碑遗址地点及碑文内容的考释,推定了这批残碑的出土地点就是北庭龙兴寺遗址的位置,而对残碑碑文中提及的带有“检校天官”头衔的僧官“都维那”身份的勾稽,又帮助我们确定了北庭龙兴寺始建于唐神龙元年、建成于次年的史实。

  龟兹研究院的霍旭初研究员对彭杰的发言评价非常高。他说,彭杰考证出的“检校天官”“都维那”很有价值,说明当时唐朝对佛教寺庙的管理是非常规范、严格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管理的,也说明唐代对佛教,无论是中原,还是西域,其管理都是一致的,同步的。

  应重新认识龟兹佛教的价值

  隋唐时期,应该是中国佛教发展大放异彩的时期,但在本次研讨会上,关于隋唐佛教方面的论题相对较少。所以佛教研究专家、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霍旭初先生《论隋代佛教“耻小慕大”思潮对龟兹佛教的影响——龟兹佛教“边缘化”历史探寻之一》的发言颇具分量。

  霍旭初先生说,隋炀帝杨坚建立隋朝,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割据和动荡,统一了中国,隋王朝仅仅经历了37年,但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佛教的复兴就是突出的一个方面。佛教经历北周武帝的“法难”,遭到严重打击,损失巨大。但隋文帝的一系列有力措施,使佛教迅速恢复和飞快发展。剃度僧尼达230多万,建寺院、建舍利塔、抄经、造石像、教团组织、译经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此形势下,隋朝甚至涌现出一批造诣不凡的佛教高僧。其中慧远、吉藏、智项(?),称为“隋代三师”。隋朝佛教的复兴,奠定了唐代佛教进一步辉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大乘佛教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中国佛教的宗派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隋朝佛教的兴旺与变化,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佛教的格局。同时也必然对与中国内地佛教有非常紧密联系的西域佛教,尤其是龟兹佛教产生深刻的影响。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错综发展,佛教在中国内地已经形成三大思想体系,即“般若”“毗昙”和“涅槃”。这三大思想体系,从佛学思想性质划分,“般若”与“涅槃”属于“大乘”体系,而“毗昙”则属于“小乘”体系。三大思想体系对中原佛教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都是中原佛教成长壮大的重要营养,且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随着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成长,大乘经典日趋成熟。在大乘势力日益壮大的形势下,佛教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大小乘纠葛和“恩怨”,在新形势下“爆发”出来,经历了“大乘非佛说”巨大压力的大乘佛教,在中国大乘势头兴旺之时,反过来开始了贬低小乘的“运动”。隋朝的建立,笃信大乘佛教的隋文帝的登基,为全面否定与批判小乘的理论代表——“毗昙学”提供了机会。

  前面提到的“隋代三师”,是大乘批判小乘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对小乘特别是毗昙学的论难和排斥后,很快在隋代佛教中形成了思潮,破斥小乘的言论充斥佛坛。一些贬低小乘的名词应运而生,“耻小慕大”一词开始流行。经过一系列的批判活动,小乘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从隋代开始,小乘佛教在中国内地一蹶不振。

  而龟兹佛教尊奉的主流思想,就是部派佛教(即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中国内地流行的三大学派,其中的“毗昙学”与龟兹的中介作用关系十分密切。毗昙学受到冷落和冲击,可想小乘基地龟兹的命运。

  唐代基本是在隋代佛教的思想与宗派格局基础上发展的,所以龟兹佛教在唐代的状况好不到哪里去。正是这个原因,在隋唐大乘佛教膨胀发展下,龟兹佛教与中原佛教的关系逐渐疏远,龟兹佛教开始被“边缘化”,这也是隋唐时期的佛教史里,龟兹佛教资料“凤毛麟角”的原因之一。

  唐代后期的龟兹,吐蕃侵入,回鹘西迁,动荡不断,龟兹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在西域文化大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龟兹佛教退出了历史舞台。唐宋以后的中国佛教史里,龟兹佛教的信息几乎绝迹。唐代以后,中国佛教全是大乘“般若”“涅槃”“净土”的“空观”天下。“毗昙”成为中国佛教的“反面教材”,龟兹佛教有时只是“异域”文化的片段闪现。随小乘的每况愈下,龟兹佛教在中国佛教历史中的“边缘化”状况日益加剧,且弥久不变。

  19世纪西方探险热潮中,重新发现西域佛教遗产,引发人们对龟兹佛教的追忆,但我国长久统治佛教的大乘思想,对龟兹佛教也还是用传统大乘观点相视,始终摆脱不了“耻小慕大”的桎梏,表现出难以触动的认识惯性。对于这种现象,20世纪初时,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从研究“毗昙学”入手,察觉到佛教历史的偏差,他呼吁要重新认识小乘的价值。

  而台湾的几位佛教大师,一些著名的佛学家也再一次强调重新审视小乘佛教的精神……

  霍先生感慨地说,总算听到了理性的呼声。

  新疆社会科学院的才吾加甫,西华师范大学的王红梅女士分别以《唐朝时期的西域佛教》《探析回鹘文佛教文学中的护国思想》为题,发表了自己对西域佛教,对回鹘文佛教文学的部分观点、看法。

  6月22日下午,由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临时赶回北京,由《新疆通史》专职副主任苗普生先生代读评审意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武汉大学教授陈国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周伟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锦绣五位评审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还就“新疆通史·隋唐卷”试写稿进行了认真的评议,对由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吴玉贵研究员撰写的试写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苗普生先生就此次研讨会做了详细周谨的总结发言,《新疆通史》编委会副主任王崇久致闭幕词。

新帖子 08-28-2013 01:1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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