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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园香径

《吕氏春秋》疑文释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一书,对《吕氏》及高注一些文字提出质疑,而欲改之。愚以为不然。今就其所疑改的几处文字呈以拙见,以求《吕氏》及高注之本意。
一、恣所以之
《重己篇》有文:“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陈奇猷云:“此文盖谓:使五尺竖子引牛之棬,竖子可使牛从己所欲而至己所欲至之处者,顺也。”又説:“‘以’字疑是‘欲’字之讹。”然陈说可商。《春秋》僖二十六年有文:“公以楚师伐齐”。《左传》解云:“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杜注:“左右,谓进退在己。”又,定四年《经》有“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杜注:“师能左右之曰以。吴为蔡讨楚,从蔡计谋,故书‘蔡侯以吴子’,言能左右之也。”《公羊传》桓十四年解“宋人以齐人、卫人、蔡人、陈人伐郑”云:“以者何?行其意也。”是先秦於“以”字有欲左欲右一任己意之义,用於此《吕览》之文,则释然而可通。“恣所以之”者,欲其左则左,欲其右则右也。是“以”字较之“欲”字更具体而形象,更切此文之意。陈奇猷上文释“恣”字为“纵吾所欲”,则“恣”字已含“欲”义,而又复出一“欲”字,於文义不亦赘欤?此“以”字实非误文,而陈改字为训,不可从;其云“此无‘欲’字,於文法不合”,亦未可信。
《春秋》於“以”字之此一用法言军旅之事者凡三见,即《左传》所言“凡师”者;杨伯峻谓“此仅指诸侯之借助于他国军旅者言,其他言以而不言师者不在此例”。(见《春秋左传注》僖二十六年。)然则昭二十二年《春秋经》有文:“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何休《公羊·注》云:“时猛尚幼,以二子为计势,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辞也。” 徐彦《疏》曰:“云‘以者行二子意辞也’者,正以桓十四年‘宋人以齐人、卫人、蔡人、陈人伐郑。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己从人曰行,言四国行宋意,是也。”此正“能左右之曰以”之用。是非师旅之事,而用“以”。杨说可商。
又,然《诗·颂·载芟》有“侯以”,郑笺说:“以谓间民,今时佣赁者,《太宰》曰‘间民,无常职,转移执事’,若今时佣力也。此佣力随主人所东西,故称以也。”佣力即帮工之类。而陈子展《雅颂选译》说:“主、伯、亚、旅、强、以这一群人,我以为当是前来指挥监督乃至鞭挞奴隶的主子们及其狗腿子。在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一书里,译‘强’为‘打手’,译‘以’为‘帮手’,并不是没有根据,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则非直接参加劳动的人。然“狗腿子”也好,“帮手”也好,亦皆随人差遣,欲其东则东,欲其西则西者也。朱熹《集传》亦言:“能左右之曰以,若今时佣力之人,随主人所左右者也。”随主人所东西之佣力者得称“以”,则“以”之用非必言师也。《周颂》是西周初期的作品,则此义甚古。今复考此《吕氏》“恣所以之”之文,牵牛亦可曰“以”,益见“以”字“能左右之”一义非必指师旅之事。《春秋左传》、《诗·载芟》及此《吕氏》之文正可互为参证,而见“以”字之古义。而於文法,“恣所以之”之“以”乃一动词,与《春秋经》文之用更相贴近,实亦古义之仅存者,可补《春秋左传》之解及“以”字之用法。
“以”字古作“”,《汉语大字典》云:“‘’字象耕地的农具,‘以’象人用‘’形。”既是用耕地,自当能左右之,故《说文》曰“象形”。可见这是“以”字之初义,今得《春秋左传》而保存之,又有《诗经》、《吕氏春秋》之文而广其用。然今之字典、词典都不列此一义项。《汉语大字典》释“以”字之义列二十项,而未有《左传》之解,亦无《诗经》及《吕氏春秋》之文。台湾《中文大辞典》则置《左传》之文於“使、令也”一解下,又引《国语·鲁语下》“鲁人以莒人先济”及韦注“能东西之曰以”之文。然究之语义,“能左右之”与“使、令”亦稍有别。盖前者摹不定之状;后者指确定之事,已定其左右。此其一。其二,若“鲁人以莒人先济”之“以”解作“使、令”,则先济者为莒人,鲁人则后济。然此事於《左传》鲁襄十四年作“鲁人、莒人先济”,无“以”字,文义显明而确定,鲁人亦在先济之列。可见列《鲁语》此文之“以”字於“使、令”一解,实未妥。韦昭亦未以“使”解“以”,而曰“能东西之”,“东西”即“左右”。是《国语》亦存“以”之古义。而《汉语大字典》及《中文大辞典》于“使、令”一解下所引《战国策·秦策一》之文“向欲以齐事王,使①攻宋也”,“以”又只可作“使、令”解,盖“使齐事王”为泠向已定之目标,无或东或西之意。又如,《左传》隐五年有文:“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前句用“以”,谓郑人、邢人听命于庄伯,“以”亦“能左右之”之意,然则庄伯亦在伐翼之列;后句用“使”者,谓王未参与也。亦正可见“以”与“使”之别。即此《吕氏》之文,“恣所以之”,引牛者亦是欲牛左,己亦必左,欲牛右,己亦必右也。《淮南子·主术训》作“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尺童子牵而周四海”,亦可见其义。故“以”亦不可解作“使、令”。是于文义,“能左右之”与“使、令”实有别,《汉语大字典》未收前一义,失之;《中文大辞典》并之于“使、令”一解,亦未为宜;而陈奇猷欲改《吕氏》之文,亦惜其究之未深。
又,“以”之此一义与“用”亦相近而有別,盖“能东西之”更为具体、生动,因之更贴近字义之初生阶段;而用之内涵自亦含“能东西之”,但字义趋于抽象,外延扩大,内涵模糊,当是较为后起之义。如《楚辞·涉江》有“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以”与“用”对文,义自可通,故王逸注曰“以亦用也”;然君之用臣,自必欲其东而东,欲其西则西,故此“以”字虽为“用”之变文,实亦含“能东西之”之义,因之洪兴祖《补注》引《左传》“师能左右之曰以”以补其解。
是考“以”字之义,“能东西之”、“用”及“使、令”三者皆相近而有别。“能东西之”一义最为具体,最贴近用耜耕地之状。按字义发展之轨迹,斯义最古,“用”及“使、令”皆其抽象、衍生、泛化之后起义。“以”之初义先失传,战国以后便不复见于经传;而《吕氏春秋》之文存此古义,实甚可宝贵,而欲改之,可乎?

由 小园香径 于 07-10-2013 01:47 PM 最后编辑

新帖子 07-10-2013 01: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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