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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漢代政治文化的探索者──陳蘇鎮教授的學思歷程

葉純芳

本文刊登於2012年10月號《國文天地》(台灣)「學林人物專欄」

目前,中國大陸各高校的中堅砥柱,是七七、七八級的教授們。生長在臺灣的我們,剛開始聽到「七七、七八級」這個名詞,其實不太瞭解其中的涵義。原來,一九七七年十月,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宣布文革結束,在中斷了十年之後,這一年恢復了大學入學考試,共有五百七十萬考生報考,僅錄取二十七萬人。即使不瞭解這段複雜的歷史,我們都可以想見的是,累積了十年的能量將在一兩年内釋放,無數青年學子求學若渴。恢復大學入學考試的頭兩年,能夠被錄取的學生,絕非泛泛之輩,尤其是考上北京大學的學子們。陳蘇鎮老師,就是這批菁英中的一個。

中國思想史——最初的志向

陳老師是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和許多同齡人一樣,他的少年時代也很坎坷。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出生於江蘇鎮江,兩歲時隨父母遷至北京。一九六六年,剛讀完小學四年級,便遇到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學業。一九六八年,學校復課後,直接進入初中一年級,學的卻是小學五、六年級的課程。次年年底,為了逃避初中畢業後下鄉當農民的命運,他剛滿十四歲,便入伍當兵了。此後五年多的時間,同齡人都在學校讀書,他卻在廈門駐軍的一個炮兵連中訓練、勞動、站崗。緊張艱苦的軍中生活,鍛鍊了他的毅力,養成刻苦耐勞的品格。一九七五年退伍後,他幸運地被分配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開始接觸和學習中國歷史。高考恢復後,他渴望進入大學,系統地學習中國歷史。經過半年惡補,自學了初中和高中的語文、歷史、地理、數學等課程,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史專業,從此步入歷史學的殿堂。
陳老師現在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兩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而最初他的興趣是研究思想史。那是因為文革期間政治學習很多,在大環境的影響下,他很認真、很虔誠地讀了些馬列的著作。馬列著作大多是政治經濟學以及哲學方面的內容,年輕的陳老師由此養成了理論思考的習慣。進入北大歷史學系就讀後,習慣於思考問題的陳老師,對歷史系先生們擅長的政治史與制度史一時提不起興趣,總是想學思想史。於是他到哲學系選修了張岱年先生開設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又聽說白壽彝先生邀請丘漢生、以及社科院歷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幾位學者,在北師大歷史系開設「中國思想史」的課程,他們都是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的學生,因此他跑到北師大旁聽,每周兩次,堅持了一年。這兩門課為他日後深入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目前也任教於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閻步克先生,是陳老師從大學時代開始,志同道合的學友。因為兩人同班且同宿舍,常常交流切磋,分享讀書的心得,摸索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閻老師才華橫溢,極富探索精神。陳老師從他那裡得到許多幫助和啟發。陳老師回憶,他與閻老師以及後來碩士班認識的胡寶國老師,時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討論學術,有時通宵達旦。許多初步的想法和模糊的思路,在這種場合得到梳理,變得清晰。那是一段充實快樂而又純粹的學生生活。
大學三年級,陳老師嘗試著寫了一篇〈商周時期孝觀念的起源、發展及其社會原因〉的習作,之後發表在《中國哲學》第十輯上。對年輕的陳老師而言,這是莫大的鼓舞。為了在思想史領域繼續深造,他打算本科畢業後報考社科院歷史所的研究生,跟隨侯外廬先生學習中國思想史。沒想到,臨近畢業時才得知歷史所那一年不招生,想要轉報其他專業已經來不及,只能先回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

走向漢代政治文化的研究

第二年再次報考研究所,為穩妥起見,他選擇了北大歷史系,並確定了當時師資力量最強的魏晉南北朝史方向,入學後跟隨祝總斌先生學習政治制度史。當時歷史系的研究生多數都選擇制度史的題目做學位論文,因為這個領域還有許多亟待開發拓展的課題,選題相對容易,成功率也比較高。先於陳老師入學的閻步克和胡寶國兩先生,一個做察舉制度,一個做九品中正制。受他們影響,陳老師也暫時放下對思想史的興趣,轉而學習制度史。
一直以研究思想史為目標的陳老師,原以為制度史是枯燥乏味的學問,但在祝先生指導下,靜下心來學習了三年,漸漸發現了其中的樂趣。最後將《兩漢魏晉南北朝的散官制度》,確定為碩士畢業論文的題目。關於這篇論文,陳老師自己認為寫得不好。答辯時,田餘慶先生也不滿意,說:「沒寫出你的水準。」主要原因是題目太大,初稿就寫了十萬字,總體上不夠深入,也沒充分展開,但時間不夠了。最後,根據祝先生的意見,只取魏晉部分近三萬字,加以修改成文。不過,陳老師事後將初稿中關於南朝以及北周、隋、唐的部分內容加以修改補充,寫成〈南朝散號將軍制度考辨〉和〈北周隋唐的散官與勛官〉兩篇論文,分別投給《史學月刊》和《北大學報》發表,而這兩篇論文後來都得到相關研究者的重視和好評。
一九八六年七月,碩士畢業後,陳老師留校任教。當時田餘慶先生在研究所講授「兩漢魏晉政治史研究」的課程,陳老師擔任助教,於是利用這個機會,跟著田先生學做政治史。他模仿田先生的研究方法,嘗試寫了一篇〈司馬越與永嘉之亂〉,交給田先生指正。田先生看完之後對他說:「寫得不錯,但分量不夠。」見他不太明白,又補充了一句:「題目分量不夠。」田先生這句話讓陳老師思考了很久,並逐漸認識到,要寫出有分量的文章,必須先找到有分量的題目;而要找到有分量的題目,又必須先確定有新意的視角。最終,陳老師決定發揮自己在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方面都受過系統訓練的長處,運用現代政治學的政治文化理論,對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幾個領域互相交叉的部分進行研究。
志向雖已立定,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該從何處著手,又困擾著他。他曾聽白壽彝先生做過這樣的比喻,做學問總是起頭難,不過就像是劈竹子一般,只要用力劈開一個口,輕輕一按就到底了。也就是說,只要找對重點、方向,就能勢如破竹。他後來讀了田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發現田先生的「王與馬共天下」就是能夠劈開竹子的那個突破口,進而理清了東晉皇權與士族的關係及其對當時政治的影響。陳老師從中得到啟示,開始尋找自己研究的「突破口」。為此,他花了兩年的時間,讀了不少書,從中發現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對漢代政治有重要的影響,有可能是從政治文化角度,進一步開啟兩漢政治演進的基本線索的鎖鑰。雖然這個發現令陳老師感到振奮,但是,研究董仲舒,意味著不能繞過經學──尤其是複雜的《春秋》學。
陳老師表示,他被文革耽誤了好些年,碩士畢業時已經三十出頭,經學對他來說是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能不能做出些成果誰也沒有把握。因此,研究董仲舒,對他來說有一定風險。但同時他也相信自己對學術的敏銳度,相信這項研究如果成功,不僅能為他的整個研究計畫打開局面,甚至可為政治史研究開闢一條新路徑。這時,他想起在大陸很流行的一句馬克思的名言:「在真理的入口處,如同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根除一切猶豫。」決定放手一搏。
下定決心的陳老師,一頭栽進董仲舒研究的世界裡,從政治思想的角度,循著漢代《春秋》學的思路,他對董仲舒的政治學說進行了系統的梳理,並寫成〈漢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說新探〉一文。文章在《國學研究》發表後,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最近,高教出版社編了一套研究生教材,其中《新編中國思想史二十二講》收錄了這篇文章。該書兩漢部分共收四篇文章,另外三篇的作者分別是蒙文通、錢穆、徐復觀。陳老師說:「我有自知之明,不敢和這幾位先生比肩,但我還是很高興,因為我用力最深的這篇文章得到了學人的認可。」也證明陳老師當初的預感是對的。

研究漢代政治史的新視角──政治文化

一九九七年,受到吳宗國、祝總斌兩位先生的鼓勵和建議,陳老師開始攻讀博士學位。
雖然完成〈漢道、王道、天道〉一文,但陳老師認為他對董仲舒「漢道」理論的認識仍屬表面,無法與當時的政治演進過程做深度的銜接。於是,他又重新對董仲舒進行研究,寫了〈《春秋》與「漢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說再探〉。他表示,完成這篇文章,使他對《春秋》學和漢代政治的關係有了較深入的僚解,接下來的研究果然有破竹之勢。在祝先生的指導下,他於二○○一年初提前完成博士論文《春秋學對漢代政治變遷的影響》。同年,以《漢代政治與春秋學》為題,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二○○三年,被評選為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
在這部書中,他引入「政治文化」的概念,將重點放在《春秋》學對漢代政治演變的影響、作用的研究上,巧妙地結合了漢代政治思想本身的發展過程和規律,成功地解決漢代錯綜複雜的政治演變關係。在當時,是一個前人未曾關注過的新視角。
因為被評選為全國優秀博士論文,他得到一筆專項資金,得以繼續進行因為受到時間和篇幅的限制,只完成西漢部分的博士論文的研究工作。當時《張家山漢墓竹簡》已公佈,其中有與西漢王國與侯國制度相關的資料,對他原來提出的觀點可以進行補充論證。於是他先回到西漢,寫了〈漢初王國制度考述〉、〈漢初侯國隸屬關係考〉、〈漢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國」考辨〉、〈西漢宗室絕國考〉等制度史論文;接著才轉入東漢,完成〈兩漢之際的讖緯與公羊學〉、〈東漢今古文學的變化、興衰與合流〉、〈鄭玄的使命和貢獻──以東漢魏晉政治文化演進為背景〉等思想史論文;以及〈漢室復興的歷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東漢的豪族與吏治〉、〈論東漢外戚政治〉、〈東漢世家大族的崛起及其本質特徵〉等政治史論文。我們應該要注意到,東漢的讖緯內容龐雜,是許多人不願意涉及的問題;同時,也鮮少有歷史學者以經學家鄭玄作為問題的切入點,這幾篇特殊文章的撰成,成為陳老師研究學問的鮮明特色。以這些文章作為基礎,進而對舊著進行補充修訂,他終於寫成《〈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於二○一一年九月由中華書局出版,二○一二年六月又第二次印刷。
從最早的構思到成書、再到增訂的二十年間,陳老師不知道將《史記》、兩《漢書》逐字逐句讀過多少遍。熟讀史料後,他循著「政治文化」這條主線,在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等領域間穿插轉換,雖然不輕鬆,但都能得心應手,左右逢源,樂在其中。坊間的著作如過江之鯽,出版一部書,已不像以前那麼困難,若非基礎厚實、立論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如何能夠在出書十年之後的今天又重新出版呢?
陳老師的研究成果,雖然多數都已整合進《〈春秋〉與「漢道」》一書中,但考慮到單篇論文在查找利用方面還是有其方便之處,又可以體現陳老師曾經研究過的主要領域,故不避重複,並將部分內容經過修改,選出二十篇,依內容分為政治篇、制度篇、思想篇,編成《政治·制度·思想──兩漢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一書,作為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北大出版社近日共同推出的《未名中國史叢刊》中的一部。接下來,他打算轉入魏晉南北朝時代,對這一時代的政治和政治文化問題進行研究。
總結自己的學習過程,陳老師體會到:「跨學科研究很重要,因為相臨學科通常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因且是可以互相發明的。但只有當我們的研究在相臨領域都達到一定深度時,這些關聯才會顯現出來。而且,這種較深層次的歷史現象,常常不是將資料擺在面前做一番排比分析就能很快理解的,有時須在反復的查閱和思考中耐心等待『悟性』火花的出現。」
二○○七年二月,陳老師應林慶彰老師的邀請,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演講,講題是「漢代《三傳》之爭的思想內容和政治意義」。陳老師這次來臺灣的感覺是:雖然同樣都研究經學,但臺灣主要是中文系的學者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與歷史系或哲學系的研究方法非常不同。他後來又與史語所的邢義田先生見面,兩人卻一見如故,可以侃侃而談。我們常常說「文史哲不分家」,但是因為研究方法的不同,卻讓文史哲學者產生隔閡,因此,陳老師認為,如果能夠整合三家的長處,一定會使我們的研究更加深入。
陳老師個性沉穩低{,溫文儒雅,待人真誠親切,富有正義感。長期以來,兩岸因為政治的因素,對彼此的觀感總是負面大於正面,陳老師這次的到訪,因為他的人格特質,讓接觸到他的人對既有的想法逐漸改觀。我還瞭解到,他在北大歷史系有著非常好的人緣,不論老師與同學,大家都願意徵詢他對事物的看法。他總是默默地幫助別人,而且,衷心為別人的成功感到高興。一路看著陳老師從青澀的學生,走向成熟學者之路的祝總斌先生,在為《漢代政治與春秋學》所做的〈序〉中說,陳老師「為人誠懇實在,待人接物純任自然,毫無心機,而且淡泊名利,隨遇而安,對職稱、工資、待遇,無可無不可,唯以教學、科研為務」。這正是所有認識陳老師的人共同的想法。
陳老師的學生也是人才濟濟,他們來自四面八方,有不同的學習經歷和學術背景,大家聚在一起,讀書討論,互相啟發,形成很好的學術氛圍。其中陳侃理還獲得了二○一二年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師生皆獲此獎,也是一段佳話。

由 太史政 于 04-12-2013 05:06 PM 最后编辑

新帖子 04-12-2013 05: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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