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论坛 - 张邦炜:缅怀吴天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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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川内开花川外红

——缅怀吴天墀先生[①]



张邦炜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依据“钱学森之问”,人们往往认为,我们的时代无大师。只怕同时也应当注意,当今人才管理机关和管理学术部门大有思“才”若渴之势,为培育名人投入了不少财力、物力和人力。“管理出效益”,以致眼下“项目多、著作多、获奖多、头衔多、荣誉多”的学者不乏其人,其著述动辄上千万言[②]。与这些“五多”名人相比,吴天墀先生不免微不足道。他是否是资格的博导,还有待考证。难怪在四川,莫说知识界,即便在习史者中,知道吴先生其人者似乎为数并不多。

然而吴先生在国内外宋史学界声誉颇高,尤其在西夏学学界更是被奉为开拓者之一。徐中舒先生为其《西夏史稿》作序,称赞《史稿》“填补了西夏史研究的空白”,或有老师勉励学生之嫌。然而与吴先生素不相识、一贯拒绝廉价吹捧的蔡美彪在《历史研究》发表长篇书评给予高度评价[③],其态度之客观则毋庸置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在回顾西夏史研究时说:“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④]《西夏史稿》在一版再版三版之后,又于2011年选入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四川学者的入选著作有蒙文通先生所著《佛道散论》及吴先生此书,仅两种而已。

吴先生的《西夏史稿》在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奖中仅获二等奖。有人忿忿不平,并对那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评奖者颇为不满,说他那本小册子无非是政治学习材料,居然得了头等大奖。一次,我去看望吴先生,适逢其单位负责人赵迎生在同吴先生摆谈此事,想来是做思想工作。我与老赵是大同乡,还算认得,于是大胆议论了一番。我说社科奖是政府奖,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势必注重政治导向,纯学者的纯学术著作还能得奖就算是照顾了,并介绍了我的同事彭久松有关评奖的精辟见解[⑤]和超然态度。评奖问题太多,积重难返。《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刊载的报导《从学术评奖看学风:浮躁和不正之风侵蚀“净土”》,值得一读。报导披露:“学术评奖沦为学术交际场,学者蜕变为‘长袖善舞’的‘交际花’。” 尤其是“滥评奖,评烂奖” [⑥]六个字,实属一语破的。读罢,更知评奖与得奖就是那么一回事。吴先生颇有长者之风,对此事并不怎么在乎。但旁观者的抱怨之声不绝于耳。

“理性者寿,方正者刚。”吴天墀先生长寿,享年92岁。2002年,吴先生九十大寿。数月前,省历史学会刚为一些有成绩的历史学界学人举办七十寿宴[⑦],并有媒体予以报导。然而省历史学会并无为吴先生祝寿的打算。有人为吴先生鸣不平,发出了“川内开花川外红”的感慨。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更有人指责省历史学会无原则、讲关系,并向会长李绍明当面直陈。老李坦言:确有不妥之处。但他不便披露内中隐情,是可以理解的。吴先生的九十大寿是在医院里渡过的。出院后,由其公子出资补办寿宴,参加者不少,多是吴先生的亲友和弟子。既不收礼,又未动用公款,更未编辑出版赠送颂寿论文集之类。有人认为吴先生的寿辰办得好,祝寿敛财之风不可长,公款祝寿之风也不可长。

前人曰:“名师出高徒。”今人云:“高徒出名师。”吴先生在蜀中名头不响,其原因之一大概在于学生较少。早年的学生如常绍温等早已走出夔门,而伍仕谦、唐嘉弘等则被扣上右派帽子。晚年的弟子如蔡崇榜、刘复生等都不是风风火火之人,似乎不愿也不善张罗和宣扬。但蔡、刘二位对吴先生这位高龄师长,可谓关照备至。老蔡不时骑着后面加挂座位的自行车,拉着吴先生外出的情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老刘后来与吴先生系近邻,对吴先生晚年照料颇多。“有其师必有其徒。”其实,吴先生本人何尝不是如此,他回忆、评介徐中舒、蒙文通、王恩洋三位恩师的文章[⑧]虽然颇具学术深度,并充满浓浓真情,但出言审慎,不肆夸张。与眼下某些不实胡吹的回忆性文字大异其趣。

不必讳言,吴先生之所以学生较少,原因在于他历史上有“青年党”、“‘伪’县长”的经历。吴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任芦山县县长,由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委派。按照50年代初的政策,与国共战争时期的县长有实质性的区别,不应当以“伪”字相称。吴先生自幼才思敏捷,理当毕生潜心学问,怎么去做那些事?我颇为不解。一次,不禁当面脱口而出:“吴先生,你还当过县长哈。”吴先生先笑了笑,再回答道:“不会做,做不好。”后来读了吴先生的《往事悠悠》一文[⑨],才多少有些理解。吴先生之所以几度短暂从政,除了某些偶然因素而外,还同他“父早亡母又离却”的孤儿身世有关。与油盐柴米一概不愁不问的富家子弟不同,他不得不养家糊口。但吴先生心不在此而在彼,“总想搞学问”[⑩]。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弃政从学,回归学界。

吴先生为什么参加青年党而且还是其中坚?这又是我不理解的问题。为此,找来我院研究生彭叶飞的硕士论文《国家主义之梦——中国青年党建国理论研究》[11]浏览,才明白了一些。吴先生那代人与我们这代人迥然不同。我等自幼生长在“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一位领袖”的环境里,从小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信念问题上无须乎也不可能自己去动脑筋。而吴先生的青年时代不是舆论一律的时代,无明确的舆论导向,全靠自己去选择。当时,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各种理念与思潮错杂纷呈。青年党自称“革命政党”,以国家主义相号召。所谓国家主义,其宗旨据说是“以全民革命的方式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当年在青年人中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即是:很能忽悠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宣言:“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主张“捐弃前嫌,共临大敌”。吴先生在抗战期间参加青年党,只怕并不奇怪。1947年初,在当众顶撞青年党党魁曾琦之后,他毅然作出回川大历史系教书的选择。这意味着吴先生在思想上已与青年党决裂。他走出政界,回望官场,感慨万端。“最后的结论是:天下的老鸹一般黑!”[12]吴先生此言可谓入木三分。

吴先生青年时代的这段阅历,今天可以理解,但对他年富力强的壮年时代影响极大。唯其如此,他才有50年代初在成都街头靠拉板车为生的经历。好在有徐、蒙、王三位恩师的资助和鼓励,吴先生才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日日夜夜。王恩洋先生赠吴先生诗云:“不羡崔巍不厌卑,随缘饮啄息柴扉。春风桃李离离好,冰雪梅花也自辉。”其《贺吴浦帆[13]教授拉车》一诗[14],尤其感人。吴先生在三位恩师的指点和支持下,从1955年开始研究西夏史。次年秋季,经徐先生举荐,得以回到川大历史系任高级资料员。“二十馀年磨一剑”,《西夏史稿》1980年底终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出版后,吴先生又痛下工夫,仔细予以增订。《西夏史稿》实属锲而不舍出精品的范例。而急功近利只能制造文化垃圾。

我认识吴先生是在80年代初,刚从西藏调回成都,到四川师大任教。回川之初,颇有独学无友、举目无师之感,不知研习宋史如何才能登堂入室。较早认识贾大泉,当时我住通惠门,他住百花潭,住地相距甚近,两人过从较密。老贾告诉我,吴先生有学问,同他喝茶聊天,定能从中受益。于是,我登门拜访吴先生。后来,又几度与吴先生等一道到外地参加宋史研讨会。四川治宋史者人数较多,被同行戏称为“蜀党”。当时重庆季平、南充柯昌基等尚健在,加之北京郦家驹、武汉李涵、上海朱瑞熙、芜湖杨国宜等理所当然地自称“蜀党”,乃至与四川毫无关系的北京赵葆寓等也以“蜀党”自命。所谓“蜀党”一时声容甚盛,而吴先生无疑是“蜀党”中的年高德劭者。他40年代初就有《张詠治蜀事辑》、《烛影斧声传疑》等开创性的长篇论文发表在顾颉刚先生所主编的《史学季刊》。与我等不同,吴先生参加宋史研究会是会长邓广铭先生因《中国大百科全书》事在北京专门宴请吴先生时特地邀请的[15]。后来宋史界内部关系复杂起来,据说有所谓“北派”、“南派”之分(其实系“乌有先生言”),我们才谢绝了“蜀党”这一戏称。照实声言:“西蜀无党。”

天长日久,与吴先生渐渐熟悉起来。吴先生是前辈,我对他既敬重又坦诚,他愿意同我摆谈。我每年总会去看望吴先生若干次,谈论的话题围绕着宋史。吴先生的谈吐既增长了我的知识,又启发着我的思维。因我是在兰州上大学的,没听老师说到过刘咸炘其人。听吴先生介绍后,才到学校图书馆读线装本《推十书》,特别是其中与宋史有关的篇章,诸如《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宋太学专辑》、《重修宋史述意》等等。读后眼界豁然开朗,仿佛别有洞天。我80年代之所以较快找到研习宋史再起步的门径,因素较多,其中吴先生的指点不失为一大重要原因。

吴先生与我的住处始终距离相当远,但他也曾回访。一次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吴先生。他拄着拐杖,气喘吁吁,进门就说:“找来你的几篇文章看,写得都很‘跳战’。”说罢就走,因为楼下还有上不了五楼的同路老者在等着他。我出川在外20多年,对四川方言不太熟悉。什么叫“跳战”,是褒义还是贬义,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我的妻子是东北人,她理解为贬义。她至今仍不时告诫道:“吴老头批评你‘跳战’哈。”那天,我系系主任刘达永正在我家谈事,于是与吴先生相识。老刘稍后造访吴先生,代表学校将他礼聘为四川师大兼职教授,并请他到学校讲演。吴先生是我的教授职称论著校外评审人之一,蔡崇榜事后才告诉我。吴先生偶然谈到此事,他说看熟人的材料更要认真,不然人家怀疑我们通同作弊。对你提交的材料,我是提了意见的。至于吴先生提了什么意见,我至今不得而知。吴先生还说,一位熟人的送审材料竟将“僮仆指千”解释为“一千个奴隶”,这类常识性错误,他不能不如实指出。

由于知道吴先生的从政经历,认识吴先生之初,我总以为他多少应当有些政客习气。所谓政客者,没有原则,只有私利,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既霸道又圆滑,很会察颜观色,看风使舵。而吴先生没有心计,政治嗅觉极差,管他东南西北风,只知坚守自己心仪的研究领域。既不会赶浪头,去宣扬爱国主义,批判自由化,以便一举成名,更不会利用媒体,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岂止如此而已,吴先生刚直敢言。按照职称评定的有关规定,职称外语考试不合格者是不能晋升职称的。一位研究涉外问题的处长外语考试不合格,单位某头目定要将他评为教授。其理由是出于学校工作的需要,并拿史学名家郑天挺先生说事。他说:郑天挺既是校长又是教授,代表学校说话才有力量。吴先生反对这一违规做法。头目话音刚落,他赓即当众反驳道:“郑天挺先生是先当教授再当校长的哈。”此事成为笑谈,不胫而走,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某头目对郑先生竟如此无知、如此大不敬,亏他还是学历史的。有的说:这话在四川说说尚可,在北大、南开讲,是要挨耳光的。有的说:这分明是典型的崇尚权力、无视学术的奇谈怪论。这类歪歪道理出自某些自以为“大”权在握的头目之嘴,其结果是祸害高校,危害学术。第一,使高校深深地陷入行政化泥潭。一位大学校长直言不讳:“学术资源配置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在价值观上,“管理至上”取代“学术至上”,教师被边缘化,“大学的本质被异化”[16]。第二,“使中国的学术界变了样、走了形”。最近《光明日报》连连载文炮轰当前的“职称评审”。编者敏锐地指出:“‘学术腐败’因‘职称评审’而生,这已经将中国的学术界引向了不轨之路。这种混乱局面若不予以澄清、纠正,中国的学术界就会彻底走向浮躁、不实的境地,中国的学术领地就会被邪恶掌控,真正的学术成果将被埋葬,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就会彻底丧失!”并自称:“这几炮轰得准、炸得响!”[17]面对种种乱象,学人很难相信学界还能返璞归真。近年虽有“去行政化”之说,但雷声不大,雨点更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恐怕只能躲进小楼,各自好自为之了。惟愿那些入污泥而不悟且自鸣得意者越来越少。

刚纪念邓广铭先生105岁冥寿,又迎来吴天墀先生百岁诞辰。我常想,我们这代人与前辈优秀学者有何不同?差距似乎在于:前辈方正者多、乡愿者少,严谨、严肃、严格,敢于逗硬。我等坚守者少、油滑者多,随俗、趋时、附和,得过且过。学人操守的沦丧,实乃当今知识界之悲哀也。“过犹不及”,前辈优秀学者通常并不走极端。他们总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18],不会轻易伤害他人。

吴先生的话说得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句最朴素的大实话:“天下的老鸹一般黑!”同时又不禁联想到周一良先生“毕竟是书生”的感叹。不同时期、不同缘由、不同类型的涉政学者给后辈学人留下的共同教训只怕是:依附权力,失去自我,学人所戒。读书人理当心无旁鹜,同权势保持一定距离。“善远权势”、 “能远权势”、“推远权势”、“避远权势”[19]一类的话语,每每见于我们常读的《宋史》,只是我们往往漫不经心。当年吴先生担任刘文辉的秘书,为他写了许多讲演稿。讲稿写多了,不免感到厌倦和苦闷。吴先生说:“这些为他人作嫁的东西”,“有什么保留价值呢!”他“一篇也未保留”[20]。其实,如果保留下来,倒是当今研究民国时期康藏历史的宝贵资料。然而吴先生一生所心仪的研究领域无非是包括西夏史在内的大宋史。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想徜徉于自我认定的这一研究领域之内,“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21]。而今吴先生还在天国思考着,表达着吧!

吴天墀先生百岁冥寿前夕,

写于成都龙泉驿青苔山村。

[①]吴天墀先生的学术成就,我在《读〈吴天墀文史存稿〉》一文﹙《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历史·旅游经济专辑》﹚中已有力所能及的评介,本文不再重复。

[②]董健在《高校颓风日盛的深层原因》一文中指出:“ 各种渠道的科研“项目”和“课题”越来越多,经费投入的力度和学术“成果”的数量都甚可观,五花八门的“学术”活动既隆重,又频繁。然而看看那些“热闹”上市的“作品”吧,有的弥漫着“官腔”,有的充满了“商气”,以至抄写剽窃、胡编乱造,其中有不少被人们称之为“文化垃圾”。”(《中华读书报》2008年4月15日)

[③]蔡美彪:《〈西夏史稿〉读后》,《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④]〔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史卫民等译,陈高华等审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5页。

[⑤]有学人近来指出:“拥有一定学术权力的学者,在项目分配、评奖、学科评估中的腐败现象,比比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权力把自己变成了“学术泰斗”,而不是通过学术成就、人格等在专业同行中自然形成的。”“追求真理、一心向学的学者品性,在这样的环境中早已退出了学者的公共意识”(孟繁华:《学术的“通途”与“小路”——中国学术体制批判》,《新华文摘》2012年第15期)。彭久松先知先觉,类似看法他20多年前早已有之。

[⑥]陈静、刘方圆:《从学术评奖看学风:浮躁和不正之风侵蚀“净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7月29日。其深刻精当之处不胜其举,但记者仍在寻求治疗痼疾的药方。浅见以为,除少评不评而外,恐别无良药可治也。

[⑦]其中有个别学人与历史学似乎并无多少干系。

[⑧]《王恩洋先生二三事》、《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为学术、教育毕生尽瘁的徐中舒先生》,《吴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480页。

[⑨]《吴天墀文史存稿》,第521-534页。

[⑩]《吴天墀文史存稿》,第527页。

[11]彭叶飞:《国家主义之梦——中国青年党建国理论研究》(四川师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9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邓绍辉。

[12]《吴天墀文史存稿》,第530页。

[13]吴先生别名浦帆。

[14]《吴天墀文史存稿》,第435、532-533页。

[15]据我所知,邓广铭先生专门邀请参加宋史研究会的老一辈学者还有我的授业师张孟伦先生,他40年代即有《宋代兴亡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收入《民国丛书》。因张先生当时已年近八旬,行动不便,未能参加宋史研究会的活动。

[16]徐显明:《大学断想十则》,《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其第七则为《如何理解中国大学的“行政化”》。而王曾瑜则干脆将行政化称为衙门化(《衙门化:大学、科研机关的沉疴痼疾》,《同舟共济》2006年第2期)。

[17]田文姝、靳晓燕:《透视职称评审制度系列报导(4):祛痼弊创机制 荐人才》,《光明日报》2012年9月3日。

[18]苏辙:《老子解》卷下《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沙少海、徐子宏译注《老子全译》将这四句话译为:“方正而不显得倔犟,有棱角而不至于伤害别人的尊严,正直而不至于肆无忌惮,明亮而不耀人刺眼。”译注者认为老子“适可而止,不要过分”的主张“是违反辩证法思想的”(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117页),只怕未必。当然这个“度”是很难拿捏的。

[19]脱脱等:《宋史》第8656、13562、13565、1358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20]《吴天墀文史存稿》,第528-529页。

[21]《大学须具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灵魂》,《人民日报》2012年2月2日。

新帖子 11-22-2012 05: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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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愚

颇怀疑“跳战”是赞扬之意。家乡在南方,有赞人“跳钻”(音),指人聪明、伶俐。故跳战可能指文章比较活泼、出彩。

新帖子 11-22-2012 11: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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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伯湾

吴先生的《西夏史稿》在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奖中仅获二等奖。有人忿忿不平,并对那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评奖者颇为不满,说他那本小册子无非是政治学习材料,居然得了头等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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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平的学者都应该出来呼吁!

新帖子 12-01-2012 05:5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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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去问了下评奖负责人,他们说:评奖是个世界性难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的情况下,进行社科评奖,是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这个问题只能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走中国特色的评奖道路,在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相信这个问题在未来一百年内会基本杜绝!

新帖子 12-01-2012 01: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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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伯湾

评奖负责人又补充说:不过,解决这个问题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取“就近”原则即可。

新帖子 12-02-2012 04: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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