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论坛 - 邢鐵教授:《不自小齋問學瑣憶》
>> 欢迎您,客人登录 | 注册 | 资料 | 会员 | 帮助 | 搜索 首页



订阅该论坛更新信息
标记此论坛为已读
往复论坛 : Powered by vBulletin version 2.2.8 往复论坛 > 文摘 > 往复文摘 > 邢鐵教授:《不自小齋問學瑣憶》
转到首个未读的帖子 first unread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作者
主题 发布新主题    回复主题
太史政

邢鐵教授:《不自小齋問學瑣憶》

在我的五次高考生涯中,1982年的碩士研究生考試是最順的一次。我大學考了兩次,1977年上線了沒錄取,第二年才考上了當時還在塞北荒原上的河北師範學院;碩士畢業多年後為形勢所迫,報考南開大學的在職博士研究生,也是考了兩次,1997年被外語卡住了,三年後又考才考上。唯有其間的碩士研究生考試是一次成功。考試之前我沒有與李埏先生聯繫過,——電話沒打,信也沒寫,複試的時候到了雲南大學,我才第一次見到李先生。那年李先生只招一名,初選複試三人,其中還有一位聽過李先生專題課的雲大歷史系的應屆畢業生,我竟然考上了。
我跟李先生學的是唐宋經濟,我做專業的底子,都是在三年碩士研究生期間打下的。我的小學和中學是在混亂的“文革”時期度過的,歷史課只學過十來節,地理從來沒學過,語文一直按時事政治課講,文史方面的基礎幾乎等於零;讀大學期間為了“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確實很用功,但教我們的那撥老師也是被耽誤了的,教課水準普遍不行,主要靠自己找書看,四年惡補,鯨吞了很多,實際上消化不了多少;讀博的時候已經過了不惑之年,已經定型了,張國剛老師說我讀博是“鍍金”,其實是混個學位,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長進。只有跟李先生的那三年,學到了夠用一生的真東西。現在回想起來,李先生並沒有給我講過怎麼做研究,而是一步步引導,三年下來,不知不覺中似乎把一整套的“科班”方法都學了。
我剛到雲大那年的下半年,李先生在老四合院給七九級本科生(也就是吳曉亮師妹這一屆)講“唐宋經濟史”專題課,我和武建國老師、呂文鴻老師都跟著聽;後來李先生應王宏道先生之邀,給隔壁的雲南民族學院歷史系開“唐宋史專題”講座,我也一直跟著聽。李先生講課的情景、教室裡的氣氛,吳曉亮師妹在她的《洱海區域古代城市體系研究》後記裡有過描述。我當時還不知道李先生的書房為“不自小齋”,有一次在課堂上,不記的是什麼話頭引起的,李先生講到了孟子“彼人也,我亦人也,吾何畏彼哉”,那氣魄讓我震撼許久。現在回想起來,這應該是我見到的李先生對“不自小”的最初的詮釋——不卑不亢;後來知道李先生還有個筆名“敖冷”,這應該是一種名士風格——甯亢不卑。這也正是我們心目中的李先生。
入學考試的時候我的中國通史不及格,學校規定要補課,李先生就讓我通讀《資治通鑒》,作業是把司馬光的所有的評論全部輯錄出來,寫出所評論事件的提要,再做出分類索引。我用了一個學期的時間,一周讀一本,把20本讀完了,還整理出了12萬字的《臣光曰輯錄》。交作業的時候我向李先生請教:我以前學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怎麼讀《資治通鑒》以後覺得政治的作用也很大呢?李先生說:“你讀進去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漸漸明白了,李先生讓我讀《資治通鑒》並不是單純地補中國通史的課,是為了讓我準確地理解中國歷史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防止陷入簡單的經濟決定論。這對我認識經濟史的問題很重要,對我後來走上社會經濟史的路子也有影響。
研究生複試的時候李先生親自出題、親手複寫的試卷,其中有一道題是對恩格斯《反杜林論》中關於生產與交換關係的認識;入學後不久,李先生把他新寫的《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的手稿給我看,我才知道這是李先生正在思考的問題,但我沒有意識到李先生是引導我選商品經濟史方面的題目,仍然按照自己的興趣選做了鄉村戶等制度。後來看到師妹吳曉亮和師弟林文勳、龍登高、黃純豔等都做的城市、市場和外貿經濟,我才明白過來。2003年李先生90大壽的時候,我談起當年的這個遺憾,李先生說:“當時是改革開放初期,你還沒有意識到商品經濟的作用。”我注意了一下,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1978年秋天寫的《試論我國古代農村公社的延續和解體》一文中,李先生已經開始從商品經濟史的角度思考問題,挖掘土地國有制度的淵源了。
李先生特別重視研究生論文題目的選擇。在李先生口述、我記錄整理的《談談指導研究生的三個問題》中,李先生講,培養研究生的關鍵“是要讓研究生學會選題目,選准選妥題目。……論文題目不能由導師指定,應該由研究生自己把自己所感興趣的、用力最多的某方面的問題的研究狀況搞清楚,並擬定若干個題目,排列出一二三,導師據此指出哪些可以搞,應該放棄哪些,這是第一回合,還不能確定最後的一個題目,而是留下若干個題目讓研究生繼續讀書、思考;到第二或第三個回合,導師再指導著確定一個題目。當然,這個題目不一定是原來研究生擬定題目時的第一個,也不一定是原來的題目,可以改一下角度和範圍。……就以往幾屆研究生的選題過程和現在大學生的實際水準看,選題過程一般要用一年左右”。回憶三年的學習,李先生管我最多的就是選題的過程。我是1982年9月入學的,直到第二年11月才最終把論文題目定了下來。開始的時候我不理解,心裡有些著急,後來我才體會到這個訓練的重要性,甚至比具體的論文撰寫過程還重要。
在平常的交談中我感到,李先生最崇敬的人是他的老師張蔭麟先生,直到晚年還銘記著張先生的教誨。我讀書的時候李先生還沒有寫《張蔭麟先生傳略》,有一次李先生給我講:他當年讀西南聯大的時候寫《北宋楮幣史述論》一文,有段資料是從《皇宋長編紀事本末》上引的,在《長編》上沒記載,就專門在注釋中說明“《長編》脫此條”。張蔭麟先生閱後問:“《皇宋長編紀事本末》是根據《長編》整理的,如果《長編》脫此條,《皇宋長編紀事本末》的記載從何而來?應該說是現在的《長編》脫此條,因為《長編》原書早佚,現在看到的《長編》是清朝乾隆年間從《永樂大典》中輯錄的。”告訴李先生,應該在“《長編》脫此條”的前面加上“今本”兩個字。李先生說,多少年過去了,他還一直記著這件事,一直保存著張蔭麟先生批閱過的這篇文稿。李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對錢穆先生和吳晗先生也很推崇,師生交往頗合古代的師道士風。不過,張蔭麟先生、錢穆先生和吳晗先生都是李先生大學時代的老師,李先生讀研究生跟的是另外兩位教授,李先生卻很少提起,只是在填表的時候才寫上一句。我很奇怪,沒敢問過。但我知道李先生有自己的標準。
我這一屆研究生只有我自己,李先生沒有單獨給我講過課,都是安排我讀書,隨時請教,不像現在,學生見導師要電話預約,我們住一個院,幾分鐘就可以到李先生家。師母有時候也坐在客廳裡,聽我們談話;他們的外孫女陶然那時候才三四歲,經常趴在李先生腿上看著我們,有時候還給我們“寫生”。談過正題後往往談一些看似隨意的題外話,有的談話內容我當時不太理解,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才逐漸悟出了其中的含義。比如說到考古,李先生半開玩笑地說,發現一個猿人的頭蓋骨,可以一舉成名,那主要是運氣,如果找不到,一輩子就白忙活了;我們做唐宋經濟不能撞運氣,要像下圍棋那樣機會均等地競爭,讀人人都能讀的書,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問題,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影印機很少,更沒有電腦,收集資料靠做卡片,李先生說做得越多越細越好,但是不能以為記在卡片上就行了,要有幾部重要的書吃在肚子裡,不然的話,一旦遭遇水火,卡片毀壞了,不就把“學問”全丟失了?李先生在北師大讀書的時候有次聽斯諾講演,講的是英文,台下第一排有個穿馬褂的小老頭也在聽,李先生想,他聽的懂嗎?斯諾講完了,小老頭站起來發問,一口純正流利的英語,李先生大吃一驚,原來此人是某著名學者。李先生說,他從此有了一個經驗:千萬不能以貌取人。我剛到雲大的時候研究生很少,政治課的內容比較雜亂,李先生就讓我去經濟系,與政治經濟學專業的本科生一起聽陳年榜先生的《資本論》課,說陳先生“真懂”《資本論》;1984年春天,北師大的劉乃和先生來雲大給我們講了半學期的課,李先生囑咐我一定要認真聽,說劉先生是得了陳垣先生“真傳”的…… 時間長了,我漸漸知道,李先生對一個學者的評價標準是有沒有真學問,而不是成果的多少。
李先生興致好的時候也談一些往事。李先生是1935年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讀書的,那時候交通很不方便,從昆明到北京要繞道東南沿海,再從上海坐船,沿長江到武漢,才能坐上去北京的火車,往往走一個多月;當時已經是抗戰前夕,貨幣貶值,每年上學走的時候父母要給他帶上十個金戒指,才可以保證一年的費用。李先生讓我看過他父母的照片,記的上面還有李先生寫的“我的雙親”字樣。有一天李先生見我擺弄照相機,就給我講起了構圖方法和焦距、景深的搭配技巧,說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愛好攝影,好像是一幅關於深秋原野的作品還得過獎。談起當年的大學同學,他幾次問起在大學裡給我上過課的閻應清先生;1984年暑假我外出查閱資料的時候,還讓我專程繞道洛陽,代他看望多年不見的老同學丑澤蘭老師。有次閒談,我說起了自己的身世,李先生當時沒說什麼,過了幾天,晚上十點多了,李先生散步時來到我的宿舍,囑咐我讀《宋史》中的《范仲淹傳》。讀了以後我才知道,范仲淹的少年時代與我有著相似的經歷……我當時就想過,李先生屬於天分極高的性情中人,我則拘謹木訥,如果是同齡同學,我們很難成為好朋友;蒼天有眼,讓我們成了相差43歲的師生,才能有如此的默契。
隨著時光的推移,我越來越感到,可能是對我中小學時代學業荒殖的補償吧,能與李先生這一代中國“最後的知識份子”拉一下手,接觸一下,真的是一種幸運。當時我們住在雲大附中新村一棟叫做“數學樓”的很舊的學生宿舍裡,李先生和歷史系的老教授方國瑜先生、江應樑先生、張德光先生、李英華先生、武希轅先生,還有西亞所的施子瑜先生等,也都住在這個大院的單元式平房裡,方老先生最年長,眼神不好,散步的時候緩緩地策杖而行;李先生滿頭銀髮,腰板挺直,很幹練;張德光先生還做著系主任,身體瘦弱,說話聲音特別輕;李英華先生家務負擔重,走路打招呼總是急匆匆的;武希轅先生最隨和,跟我們打招呼很熱烈,但總記不住我們是誰的學生……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道不再的景致,一種特有的氛圍。近讀陳平原教授的小品文《即將消失的風景》,說現在北大校園裡全是意氣風發的年輕教授,白髮飄逸的老學者越來越少了,未名湖畔顯得寂寞了許多。遙想翠湖之濱的雲大校園,我也有同樣的感慨。
我入學那年李先生已經68歲,李先生講,自己年齡大了,應該培養一批學生、保住經濟史學科。經過李先生的努力,組建了“中國封建經濟史研究室”,並親自出任研究室主任。這年的12月8日下午,在系主任張德光先生家召開了成立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還有李英華先生、朱惠榮老師、羅秉英老師、楊壽川老師、武建國老師和呂文鴻老師,副系主任謝本書老師和趙瑞芳老師也來了;當時顧士敏師兄那一屆已經畢業,吳曉亮師妹這一屆還沒錄取,所以經濟史專業的研究生就我一個人參加。李先生在會上讀了他專門寫的一篇散文《我愛公孫樹》,表達了“爺爺栽樹孫子吃果”的情懷和對年輕一代的殷切希望。謝本書老師要過稿子,說要送給雲大校刊。很快,這篇散文就與成立研究室的消息一起登出來了。
那時候不興聚餐,座談會開的文雅而鄭重。先由系辦公室的楊正祿老師給照了張合影,李先生還單獨與張德光先生照了一張。接著是紀念簽名,用的是小半張宣紙,李先生寫下“雲南大學中國封建經濟史研究室成立紀念”之後,請張德光先生第一個簽的名。我上大學之前練過毛筆字,能看出李先生懸腕運筆的功力,當時我就想,等我出書的時候一定要請李先生題寫書名。直到18年後的2000年,我才有機會實現了這個願望,請李先生題寫了“家產繼承史論”六個字。這時候李先生已經86歲高齡,眼睛已經昏花了,筆端有明顯的毛刺,林文勳師弟告訴我,李先生把這六個字寫了好幾遍,最後把滿意的字剪拼在了一起。我聽了以後很難過,歲月無情,李先生真的老了。
李先生曾經想讓我留在身邊做助手,當時的系總支周庚鑫副書記也和我談過,但我已經有了家累,畢業後還是回河北了。分別的時候李先生傷心地說,我手下缺人,培養學生像抱小鴨,抱一窩飛一窩。多年來,每當夜深人靜,撫摸著厚厚的《不自小齋文存》,遙望滇南,就會想起李先生說這番話的情景。如今這一切都成了往事,李先生不在了,我也漸漸投老了。我想,再過幾年,把李先生題寫書名的《家產繼承史論》補充修訂一下,還在雲南大學出版社出,還用原來的封面,作為交給李先生的最後一份作業。

原載《宋史研究通訊》2008年第2期

新帖子 10-16-2012 11:54 AM
编辑 引用
所有时间均为 GMT. 现在时间是 02:31 PM. 发布新主题    回复主题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显示可打印版本 | 将本页发送给朋友 | 订阅该主题


 




往复论坛 Powered by: vBulletin Version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