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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 ——与金雁同志商榷

曹维安

一、 商榷的缘由

我从1983年9月至1986年6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攻读世界史专业苏联史(俄国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李建教授,毕业后当即回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报到(因为穷,早点报到能领半个月工资),并从那时起一直在陕师大历史系(现在叫历史文化学院)任教。我现在是世界史专业教授,俄国史方向博士生导师,已年满64岁,明年就要退休了。

我在兰州大学的硕士论文名为《俄国农村公社初探》,大约五万余字。当时还没有电子文稿,只是用蜡纸打字的油印稿,记得论文印数不多,就20来本。除了给系里留5、6本,再给参加答辩的诸位老师和师兄弟外,回陕师大时大约我自己也就留下了3本。其中一本送给陕师大的杨存堂老师,就是杨老师建议我研究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一本是因金雁索要,大家都是同行,也就给了她(1982年1月我本科毕业时金雁夫妇已到陕师大历史系工作了);剩下一本为自留样本,日期标为86年6月3日。

回师大历史系工作后我开始整理我的硕士论文并陆续发表,其中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有如下几篇:

1)《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重分问题》载【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
2)《俄国农村公社研究概况》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2期;
3)《苏联集体化前的农村公社》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4)《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与农村公社》载【陕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7年第2期转载;
5)《俄国的农奴制度与农村公社》载【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6)《俄国农村公社的几个问题》载【陕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8年第10期转载。

在以上6篇文章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篇(可惜当时并未引起学界注意),表达了我对俄国农村公社认识的核心观点。

1996年3月,我收到已调离师大的金雁寄来的她和卞悟(即秦晖)的大作《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仔细阅读后我发现此书中竟然使用了我硕士论文中的大量文字,而且除了个别地方外,大多没有做注释和说明。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从俄文资料中翻译过来的,我太熟悉它们了!他们的书中列有参考书目,我的硕士论文《俄国农村公社初探》也在其中,标明为“未发表的硕士论文”。问题在于,既然是我未发表的论文,为什么事前不征求我的同意?!何况,书中许多用我的论文之处既无注释也不加说明,这算是金雁你的还是我的?再者,我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何不用(即上述我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偏要用我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目的何在?对此等行径我心中当然十分气愤!书中还夹了一页金雁给我的信,主要是让我给他们的书写一个书评加以宣传,我自然无意搭理。可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并非我个人的原因),此事也就作罢。

这件事我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讲过,到兰州大学去也听那边有人对我说起同样的看法,但日子久了,别人不提,我也懒得再提它。

但现在金雁自己来提它,而且是在公开场合向我提起它!

在时隔16年后的2013年9月29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宾馆的苏联东欧史学会的告别晚餐上,好像已经过了7点,已有人退席,金雁忽然走到我吃饭的桌旁对我说,上海有某某人(我没有听清此人姓名)在网上说她和秦晖的那本书有抄袭我的硕士论文之处,我应该站出来说话,澄清事实!我感到愕然,说我不认识此人,也不知道此事。她没有听我说完,就转身走了。我心里还在想,我怎么说话,说什么话?当同桌吃饭的人还在问我怎么回事的时候,金雁突然又走到我面前说:“曹维安!我告诉你,我准备起诉某某某(我依然没听清楚此人姓名)!对方说你对此是默认的”,她稍作停顿,“消息来源就是从你这里来的!”。当我还想说什么的时候,金雁已经扬长而去了(出了餐厅)。

金雁这不是向我宣战吗?

我内心自然难以平静。既然金雁认为消息是从我而来,我就应该对她公开表明自己对此事的态度。10月1日我从西安给她打电话,问起诉是否也包括我,“而我对此事也有同样的感觉!”,意思是我不会出来为她作证。我直接指出她抄袭的主要是“黑乡”那一部分,金雁在表示了一番气愤和伤心后回答:“你有那些俄文资料我也有,你会翻译我也会翻译”。我说可以把原文有关部分公布出来,让大家来看看。她说“你不怕公布,我也不怕公布!”,她有陕师大学报合订本,有她给某某研究生的讲课笔记等等,总之是她对俄国农村公社素有研究。我明白,与1986年以前我基本只能在北京图书馆查找俄文资料的情况相比,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那些俄文资料对已成为知名学者并经常赴国外访问的金雁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难事。这大概也是金雁有恃无恐的原因。

事已至此,只能把我的硕士论文和金著的有关部分都公布出来了。

当然,我也是“有恃无恐”。因为,第一,我本来就应当坚决站出来维护自己的著作权;第二,我的硕士论文是1986年6月答辩的,并不久就给了她,而金著是1996年才出版的,前后有近10年的时间差距;第三,尽管我论文中所有的俄文资料现在她可能都有,但双方文字的中文译文和观点的表述总不能太“雷同”了吧?

二、金著与曹文中的雷同之处(此处从略,详见附件PDF版)

三、并不多余的话

本文指出金著有30处、共1万多字(含注释)与曹文完全相同或雷同,其雷同率之高,相信读者有目共睹。从中至少可以看出金著的几种惯用手法,有的手法为学界共斥,有的却堪称技艺高超,有的也可谓贻笑大方:

第一,改译俄国学者名、地名或改译专有名词。经常翻译外文资料的人都知道,对一些专有名词,不同人的译为同一中文名词的可能性很大,但口语化的句子却难以译得字句相同。金著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要么变换著者名,要么变换专有名词以表示不同,而陈述性的句子却处处相同。有如此多的“所译略同”和“所见略同”,是该引之为“知己”,还是该斥之为“抄袭”?

第二,经常改编曹文的词句,以显示二者的区别。

第三,把转引变为直引。这可以说是金著的重要特点,似乎19世纪的俄文著她作可以信手拈来,金著可以毫不犹豫地直引,这种勇气和胆识实在让人佩服。

第四,曹文出错,金著也跟着错。如曹文由于笔误把Б.Н.契切林的俄文版《俄国法权史试析》写成了莫斯科1958年版,且为转引。而金著也跟着错,并且按惯技将其改为直引。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

第五,引用的文献相同,引用文献的顺序雷同,引用文献的翻译雷同。是的,金雁可能会拥有同样的文献材料,甚至她比我有能力获得更多的资料(如她经常直接引用的那些帝俄时期的原版书)。但为什么我作注释的地方她也作注释,我未作注释的地方她也不作注释?若真是她自己翻译的,一定不会如此雷同吧?

第六,抄的太多了,容易“露出马脚”。如将曹文第三部分的注释9、10(第48页)错抄为第四部分的注释9、10(第60-61页),以致不用核对原著就能看到其谬误到缺乏常识的地步。殊不知这样的谬误却是抄袭的铁证。

上述大量雷同之处是我在1996年依据收到金雁寄来的书所划标记整理出来的,标记就划在那本书上,也曾给人看过。如果局外人对这些证据还有疑虑,我将在公开本文的同时,把我1986年的硕士论文《俄国农村公社试探》、1987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刊发的论文《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重分问题》、1987年在【世界历史研究动态】第12期刊发的论文《俄国农村公社研究概况》作为附录一并扫描公布。

我的硕士论文仅五万多字,金雁竟然用了约一万余字!据不完全查证,金著与曹文竟有30多处大段雷同,这使我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金雁和秦晖在其《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初版,东方出版社2013年再版)一书中大量抄袭了我的硕士论文。

我起初还想不明白,为什么金雁在事先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就在其书中使用我的硕士论文?退一步来讲,为什么金雁在使用我的硕士论文时(除过四、五处有注释外)大部分不做注释和说明?为什么她故意不用、也不提我已公开发表的论文(1987年我发表那两篇论文时,他们夫妇都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

写完这篇文章,我想明白了——既然她有我的硕士论文,也已经用了,但她却不认为这样的“用”是抄袭,原来她一直把别人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

最初她还极力掩饰,做上几个注释来为她大量抄袭作掩护,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在网上查不到,只有少数几个人有保存,别人抓不到她抄袭的证据,而我自己又一直没有对之进行公开揭露。结果时间一久,她便习惯性视为己有了;结果在16年后堂而皇之地将此书换了一家出版社再版,完全忘了其中还有她抄袭来的东西;结果金雁就敢在公开场合“理直气壮”地直接要我出来为她作证,“澄清事实”,让我自己打自己的脸,否则就要进行法律起诉!现在我才认识到,金雁之所以这样欺人太甚,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她的卑劣行径没有被我揭露;由于没有被揭露,她就一直没有受到惩罚,这才使她更为变本加厉。什么叫倒行逆施,金雁以实际行动给我上了一课。这对我来说,真是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现在不得不站出来捍卫我自己的著作权了,否则我的专著《俄国史新论——影响国历史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之第六章《俄国农村公社》,不就会变成我抄袭她1996年的书了?以金雁此前之行事为人,我若这次再不说明实际情况,实在不能排除她什么时候会直接起诉我侵犯她的著作权了。所以我在此郑重声明:如果本文公开后她不作答复,不公开以正式书面形式承认抄袭行为并进行道歉,我保留随时法律起诉金雁侵犯我著作权的权利!

金雁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实在不知道她会怎样指导自己的博士生?到了该揭露她劣迹的时候了!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常务理事 曹维安

2013年10月11日于陕西师范大学宅中

附录:

一,曹维安:《俄国农村公社初探》,1986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的硕士论文。
二,曹维安:《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重分问题》,载【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第49-54页。
三,曹维安:《俄国农村公社研究概况》,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2期,第21-24页。


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与金雁同志商榷.pdf

附录:
一、俄国农村公社初探.pdf
二、俄国农村公社研究概况.pdf
三、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重分问题.pdf

http://his.snnu.edu.cn:8000/forums/t/20177.aspx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3c948b0101o4c5.html

由 太史政 于 10-18-2013 05:59 PM 最后编辑

新帖子 10-18-2013 12:06 PM
编辑 引用
咔嚓咔嚓

仔细看了曹先生的这个申讨帖子,谈点感受。他将一个严重的个人学术破品德的质疑建立在一个单薄的基础之上,所有的“证据”也就是86年的一篇硕士论文,而金雁引用了部分材料或者有些论点与其一致,不宜一概斥为抄袭。况且金雁还在注释中“有四、五处”注明了曹的硕士论文。至于作者所指出金著中“转引改为直引”、“引用文献的顺序雷同”、“改编曹文词句”也作为抄袭的指控,实在是让人难以苟同。好像这些材料非曹莫属,别人引用,就是从你哪儿改成直引的,别人表述与你相同,你说抄袭。表述与你不同,你说是改写你的。引用文献顺序是由正文论证的逻辑顺序决定的,正文如果不同,引用文献的顺序如何也能雷同?也成为抄袭的证据?
仅从这几点来看,曹先生此文意气多于实证,大棒多于事实,实在不像一个老先生的行文。
顺便说一句,学界中人,高者自高。记得当年阎老师面对他人抄袭,似乎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也未给人带上那么多可怕的帽子,可大家心里明镜儿似的。这叫风度,气度。是学者应有的东西。质疑也罢,申讨也罢,摆脱戾气,脱离文革式的杀气,是不是也能申明你的主张?
吾辈也晚,斗胆对老先生评头论足,不胜惶恐,见恕见恕!!!

新帖子 10-21-2013 12:59 PM
编辑
太史政

那么,金女士,海燕原来是这么斗群魔的啊
2012-04-05 17:59:26
一. 朱建刚文《关于<群魔>:一场被遗忘的论争》,第二部分。全文共三个部分,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
二. 金雁文《“海燕”如何斗<群魔>》,第四部分。全文共四个部分,载《经济观察报》2010年。
三.相似文本辑录。



一.

【然而,这一企图却遭到了远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上的高尔基的激烈反对。他在1913年9月、10月的《俄罗斯言语报》上接连发表文章:“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和“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反对陀氏作品的上演。
高尔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在“论‘卡拉马佐夫气质’”里说得很明白:首先,“这(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引者注)是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值得欣赏之处”(179)。这是就艺术角度而言的;其次,这种“畸形丑恶是会传染的,会向人灌输对于生活、对于人的憎恶,并且——谁知道呢?——《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改编演出是不是影响了莫斯科自杀案件的增长?”(高尔基180)而俄国社会当时面临的任务是“我们必须仔细地重新审定我们从一片混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全部东西,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有益的部分,舍弃无价值的、有害的部分,把它送进历史的档案室。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健康的精神、勇敢、对于理性和意志的创造力量的信念”(高尔基181)。最后,高尔基认为:“这次‘演出’是一种在美学上有问题、在社会作用上绝对有害的计划”(181)。因此作家呼吁:“我建议所有精神健康的人,所有懂得俄国生活必须健全化的人,——抗议在舞台上演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182)。】显然,文章矛头针对的是陀氏作品的不良影响,同时也暗暗指责了艺术剧院值此社会思想动荡之际上演此类作品的不合时宜。然而,艺术剧院仍然于10月23日上演了根据《群魔》改编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演出阵容颇为庞大,由以饰演恺撒而著名的青年演员卡察洛夫(В. Качалов)出演主人公斯塔夫罗金,别尔森涅夫(П. Берсенев)饰彼得•维尔霍文斯基。面对这一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谴责,高尔基于10月27日写了“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一文,文中除了重申陀氏作品的思想危害性外,还从戏剧的直观感染力角度分析了不宜上演《群魔》的原因。这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一解释并未改变其原有的根本立场,也无助于扭转高尔基在论战中的不利局面。
作为高尔基矛头所指的另一方,艺术剧院的答复是较为谨慎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专门请来了彼得堡的艺术家贝努阿,与其合作撰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答复。】【信中首先指出高尔基说法之不确,认为他们是坚持兼容包并、多种流派共存的主张。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上演了高尔基的《小市民》、《在底层》等现实意义较强的作品】。从剧院的演出历史看,艺术剧院曾上演过高尔基的《在底层》、《小市民》等著作,其两大巨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也多次指出高尔基对于艺术剧院成长的巨大意义——“高尔基是我们剧院的社会政治路线的主要开拓者和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296)。“从1903年到1905年,这中间,我们的剧院,得到许多极有意义的经验,而在这些经验当中,高尔基的影响,占着很大的地位”(丹钦科215)。【但艺术作为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领域,不能总是停留在“高尔基”路线上,而是要有更高更广的追求】④。因此,对于高尔基指责艺术剧院“帮助昏昏欲睡的社会良心酣睡得更熟”(高尔基178),丹钦科特别感到意外和委屈。他后来辩解说:“艺术剧院以‘向灵魂作更高的探求’为理由,做自我的申辩”(丹钦科239)。可见,当时艺术剧院是把艺术本身看得高于现实,高于政治的。事实上,当时的形势也不允许艺术剧院上演任何有现实色彩的剧作。高尔基本人一身轻松,远居意大利,未必能理解斯氏等人所受的政治重压,以及为艺术剧院前途命运所作的种种考虑⑤。1905年10月24日高尔基《太阳之子》演出的失败标志着艺术剧院与高尔基合作的终结,剧院进入了艺术探索的新阶段,即历史世态剧和幻想剧的阶段。多年之后,当事人之一的丹钦科一语道破了这次争论的焦点之所在。他在回忆录中总结道:“在旧型剧场的意识和革命的政治之间,发生着一个不停的冲突,这冲突继续了许多年”(丹钦科240)。这冲突说到底,就是革命与文化之争。
也许,最出乎意料和最感委屈的是高尔基。【这位“革命的海燕”未曾想到,他自以为充满正义感的呼吁竟然遭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亚•贝努阿、库普林、列•安德烈耶夫等绝大多数文化界名流的反对,这其中好多人都曾是他的新交故友。】那么如此“突变”的原因何在呢?作家百思不得其解。正如他在文中所提到的,1907年苏沃林剧院上演《群魔》时,知识阶层曾群起而攻之,那为何5年之后却对同样性质的事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对此,作家只能无奈地声称:“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我所不明白的”(高尔基184)。
显然,这次争论的局面出现了一边倒的状态。反对高尔基的占了绝大多数,除艺术剧院外,还有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库普林、列•安德烈耶夫等当时的文化界知名人物。他们关注的焦点:其一,由捍卫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引申到捍卫艺术的独立性。【反对者认为高尔基的观点过于狭隘,并不能证明陀氏是“恶毒”的天才。】高尔基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折磨者和具有病态良心的人——正是喜爱描写这种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179)。谢•布尔加科夫针对高尔基的这种指责回应道:“一般地说,天才性并不必然要求个人的神圣性,但由于他天才地创造着,他超越自己个人的局限性,所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等量齐观,这只是低级兴趣的评论”(О Достоевском 213)。【哲学家弗•斯捷蓬也认为,高尔基“遗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心灵,他对世界狂热而激烈的爱”】(qtd. in Достоевский 40)。另外,且不说高尔基对陀氏的这种认识是否正确,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家有选择创作主题、表现主题的自由,读者也有诠释的自由,两者对作品的阅读共同组成完整的作品。因此,即使说陀氏的作品有何不妥之处,那也未必都是作家之过。【高尔基初涉文坛之初曾一再高歌“大写的人”,但如今又担心“人”会被一部小说所迷惑,对人的自我改造能力表示出极大的怀疑,高尔基的这种悖论遭到了多数人的否定】。其二,艺术自由的问题。革命之后的文化界对19世纪知识分子公民意识之类的高调比较厌倦,不愿意再看到政治以任何形式干涉文学。部分知识分子尽管和高尔基一样,未必欣赏陀氏的作品,但他们仍然坚持捍卫艺术剧院上演这一剧目的权利。因此,【他们把高尔基的这种呼吁视之为新形势下的书刊检查而加以反驳。在1913年的《季度新闻》报上就有文章指出:“高尔基的抗议并未在俄国思想界,哪怕是某个阶层中获得同情……这种阶层就其政治观而言反对‘群魔’的某些倾向,但他们没有支持高尔基,使后者陷于孤立之境”(qtd. in Достоевский 41)。文学批评家Д. В. 费拉索弗夫甚至提出:哪一个更有害,《群魔》还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的书刊检查?】在这两个方面的反驳下,高尔基的被孤立就不难理解了。
事过境迁,晚年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依然对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改编陀氏作品的成就赞不绝口。在他的回忆录《我的艺术生活》中,他称赞后者:“《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演出特别精彩……这使人预感到了某种新的、未来的俄罗斯悲剧的诞生”(360)。丹钦科本人也在其1943年的回忆录中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艺术剧院的生命上,创造了一个新时代”(238)。他在回忆录里把“高尔基精神”看作是艺术剧院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征服或确立艺术剧院的新时代的力量”予以肯定,但也只是“一种”而非全部力量。在回顾艺术剧院与高尔基的这次冲突时,丹钦科仍然坚持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的立场。在谈到艺术剧院观点时,他说:“作为答复高尔基的那些材料,在火热的冲突、辩论、正式报告和讲演里,依然在重复地引用着。全国最重要的剧场,都拿我们那一句‘灵魂的更高的探求’,作为一个信仰的象征,来防范政治之侵入艺术”(丹钦科240)。可见,此时的俄国文化界基本上都接受了《路标》所宣扬的“告别革命”论。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站在高尔基一边。比如,布尔什维克的文学批评家米•斯•奥里明斯基就以《关于文学问题》为名,为高尔基辩护。他指出高尔基之所以遭到知识阶层的批评,是因为“知识分子情愿满足于小恩小惠,并且同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这就是他原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而仇恨高尔基的根本原因”】(《艺术论集——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评述》341)。显然,这位批评家的眼光只是着眼于彼此的阶级出身罢了,这一争论的文化背景缺乏更深入的了解。另外,【曾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这场争论中也是站在高尔基一边的,理由是列宁在1913年11月的信中说:“昨天我从《言论报》上读了您对拥护陀思妥耶夫斯基‘叫嚣’的回答”(《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132)。但该信通篇批判的是高尔基的造神论,仅以“叫嚣”二字断定列宁支持高尔基,显然有些牵强】。当然,列宁对陀氏的看法有其政治上的考虑,此处不再展开。

注释:
④值得注意的是,斯氏在其回忆录中把艺术剧院与高尔基的合作时期称之为“青年时期”,而在1905年之后则是艺术的“成年时期”。另一巨头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也在其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当时艺术领域中的一种政治三角关系:彼得堡—艺术剧院—高尔基,如此也说明了艺术剧院在政治上与高尔基等革命民主派的差异。
⑤丹钦科直到晚年还认为“这个问题——一个演员在革命的高潮中应当怎么办?——经过了二十年,仍然是个尖锐的问题。”参见丹钦科233。

引用作品:
丹钦科:《文艺•戏剧•生活》,焦菊隐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安徽大学苏联文学研究组编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
《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卷)。曹葆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О Достоевском: творчеств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1881 – 1931.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199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史敏徒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





《群魔》事件:高尔基的又一次转折
高尔基在意大利忙着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也在密切注视着俄国文化界的动向,并且继续发表文章与日趋保守化的知识界展开斗争。
1913年远在海外的高尔基又卷入到俄国是否要上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的一场争论中。事情是这样的,1913年莫斯科艺术剧院把陀氏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改编后搬上舞台,大获成功之后,就着手把他的另一部作品《群魔》改编上演。《群魔》以著名恐怖主义“革命者”涅恰耶夫为原型,对那些鼓吹“为崇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进行了揭露。1905年革命后不少人反感当时许多以“革命”名义干下的恶行,对陀氏的先见之明评价很高。但有民粹情结的人就不喜欢这部作品。
【改编上演《群魔》的消息立即遭到了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的激烈反对。他在1913年9月、10月的《俄罗斯语言报》上接连发表 《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等文章,号召阻止陀氏的作品公演。高尔基的理由是:第一,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折磨者和具有病态心理的人,他喜欢描写那些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陀氏笔下的人物从美学价值看,都“是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值得欣赏之处”,而且“这种畸形丑恶是会传染的,会向别人灌输对于生活对于人的憎恨”情绪。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陀氏的剧目 “是帮助昏昏欲睡的社会良心酣睡得更熟”。并且他以权威的姿态指出,“谁知道改编陀氏的作品会影响到莫斯科自杀案件的增长?”“这种演出在美学上是有问题的、在社会作用上是绝对有害的,我建议所有健康的人、所有懂得俄国生活必须健全化的人,——抗议在舞台上演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其次,高尔基还认为俄国思想界不能太多元,他说俄国社会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我们需要仔细重新审定我们从一片混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全部东西,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有益的部分,舍弃无价值的、有害的部分,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些折磨人的作品,把它们送进历史档案室,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健康的精神、勇敢、对于理性和意志创造力量的信念”。】
高尔基的文章不但没能阻止陀氏作品的上演,反而更激起了俄国知识界对高尔基的反感:对陀氏提出批评是一回事,要求禁演又是一回事。这样一个在野人士,离权力还有十万八千里,就已经扮演作品检查官的角色了?最后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尼古拉•斯塔罗夫金》为名,把《群魔》作品中体现的一类失去理智、失去控制的 “人性之恶”集中表达出来,借以影射那些陷入罪孽灵魂的所谓“革命者”,而且还大张旗鼓地为演出宣传造势,令高尔基既难堪又恼火。
围绕陀氏剧目的上演擦出的火花,实际上是知识界在1905年革命以后“高尔基左转”和“路标派右转”争论的延续。在1906年高尔基出国、1909年“路标派”集体“告别革命”以后,俄国又接二连三发生了革命党人兼做警察厅秘密线人刺杀谢尔盖大公的阿泽夫事件、谢列勃里亚科娃间谍案、刺杀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事件以及布尔什维克印伪钞、抢银行等多项恐怖事件,社会革命党的会议上,就有代表公开宣称:“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只有杀戮方能解救百姓”,恐怖主义甚至被正式列入党纲。1907年一年遭暗杀伤亡人数就达2500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路标派”转向文化保守主义以抵制“恶的世界”的警示产生了共鸣。人们发现陀斯妥耶夫斯基多年以前对于俄国激进主义造成的道德堕落的描述几乎全部应验了。60年代崛起的现实主义的平民知识分子以及其后的民粹主义者因为其“战斗意识”有一种类似原教旨主义团体的性质,他们以“粗糙的、功利性极强的唯物主义”煽动起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暴民政治。
在上述事件中,这些主张“最高纲领主义”(最激进的诉求)的“斯塔罗夫金们”不负责任的特质暴露无遗。尽管他们为恐怖主义的杀戮和不法行为制造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但其中不乏道德败坏的投机行为。他们的追随者往往是那些 “激情涌动的无业青年”,这些人渴望在乏味的平庸生活中追求刺激,但他们并非自己以身殉道的宗教圣徒,相反,他们是牺牲别人来献祭于自己所谓的理想。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在致使民主沦为暴政的路上,这类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他们驱使青年的心灵走向狂热,俄国命运中的悲剧在一步步逼近,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等人把“尼古拉•斯塔罗夫金”作为知识分子需要警惕的“负面形象”公之于众是非常重要的,俄国的确需要治愈思想道德的 “贫血症”,从事“心灵”的拯救,人可以通过净化和赎罪回到圣徒的队伍中来。
但在这次禁演事件中最令高尔基尴尬的并不是“路标派”的批评,而是一批艺术家的抗议。【当时俄国戏剧界的大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彼得堡艺术家贝努阿、丹钦科、库普林、安德烈耶夫等人在共同商议以后,合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对高尔基的答复。这些人都曾经是高尔基的好友】,与别尔嘉耶夫等人不同的是他们是纯艺术圈子内的人,而且也没有卷入1907—1909年的那场有关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争论。
而现在他们觉得应该出来说话了。他们认为,高尔基对陀氏作品上演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剧院是展示俄国艺术的舞台,并不是某一流派的私家班底。它秉承的方针是兼容并蓄、各种流派共存,所以不久以前同样是这家剧院也刚刚上演了高尔基的 《小市民》、《在底层》等较“左”的作品。但是艺术需要探索,不能总停留在“高尔基的路线上”】,而且高尔基自己也曾经对陀氏深刻的思想性赞赏有加。当然你有权改变态度,但你不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改变,甚至以禁演的方式来阻止陀氏作品流传。
这次围绕陀氏作品上演的争论,表面上看是在一个纯艺术的范围内讨论 “小话题”,实际上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是1905年革命后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延续。而争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局面。过去这些艺术家对所谓的1905年后的 “高尔基现象”的讨论并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小题大做”。现在他们感觉到了高尔基“转向”后的“狭隘”和“偏执”。【他们发现高尔基对陀氏的理解是片面的,高尔基“遗漏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心灵,以及他对世界狂热而热烈的爱”。高尔基一再强调要书写“大写的人”、“人是最骄傲的称呼”,如今却要担心没有他的指导,观众就会被一部小说所迷惑,看了陀氏的剧目“就会成为不健康的人”,就会传染自杀现象,这是对人的不信任。】
更让他们反感的是,高尔基以蛮不讲理的“教主”姿态,把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作了整个俄国的意见和观点,而不允许其他不同声音的存在,这样的态度让他们颇感意外。1905年《10月17日宣言》颁布以后,俄国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的多元化局面逐渐展开,“公民社会的要素”已初见规模。多年来沙皇专制的新闻和文学管制已明显松弛,文化界对文学自由之类的话题格外敏感,尤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预文化、干预艺术。
参与批评高尔基的人有很多也不喜欢陀氏的作品,但是【对高尔基居高临下的、全称判断式的“左翼类型的书报检查”十分反感。1913年有评论家在《季度新闻》撰文指出:“高尔基的抗议并未在俄国思想界,哪怕是某个阶层中获得同情,……这个阶层就其政治观而言反对《群魔》的某些倾向,但他们没有支持高尔基,使后者陷入孤立之境。”文学批评家费拉索夫甚至提出:哪一个更有害?是《群魔》,还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的书刊检查制度?】我们站在艺术而非政治的立场,我们这样做是防止政治入侵艺术。全国最重要的剧场都把我们提出的“灵魂的更高探求”作为一个信仰的象征,可见整个俄国文化界和知识界虽然未必接受了“路标派”的“告别革命”思想,但是抵制“政治干预文学艺术”(这也是20世纪初高尔基提出的口号)的原则是大家共同的底线。
【当然高尔基也不是没有支持者,而赞成高尔基的,基本上是他的“左派同志”而不是文学圈中人。列宁也是支持高尔基的。左派评论家奥里明斯基在《关于文学问题》一文中为高尔基辩护,他说,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高尔基的动力是他们要反对无产阶级,“这是他们维护陀斯妥耶夫斯基而仇恨高尔基的根本原因”。】但这种令人反感的论战方式不但帮不了高尔基的忙,反而使作家更加孤立。
经过这场争论,高尔基似乎体会到了什么。从后来他在“不合时宜”时期又以共鸣的口气提到 《群魔》看,他的观点已有很大变化。1913年回国后的高尔基,激进革命情绪似乎在逐渐减退,而与知识群体的关系有所改善。那个人道主义的高尔基的道德良知感又恢复起来。至此,高尔基涉足政治告一段落,又开始埋头文学创作。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候,高尔基与“激情燃烧”的安德烈耶娃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

注释:
本文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按不过前几部分的不少引文后有注释】





Α

朱文
然而,这一企图却遭到了远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上的高尔基的激烈反对。他在1913年9月、10月的《俄罗斯言语报》上接连发表文章:“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和“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反对陀氏作品的上演。

金文
改编上演《群魔》的消息立即遭到了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的激烈反对。他在1913年9月、10月的《俄罗斯语言报》上接连发表 《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等文章,号召阻止陀氏的作品公演。

Β

朱文
高尔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在“论‘卡拉马佐夫气质’”里说得很明白:首先,“这是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值得欣赏之处”。这是就艺术角度而言的;其次,这种“畸形丑恶是会传染的,会向人灌输对于生活、对于人的憎恶,并且——谁知道呢?——《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改编演出是不是影响了莫斯科自杀案件的增长?”
而俄国社会当时面临的任务是“我们必须仔细地重新审定我们从一片混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全部东西,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有益的部分,舍弃无价值的、有害的部分,把它送进历史的档案室。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健康的精神、勇敢、对于理性和意志的创造力量的信念”。
最后,高尔基认为:“这次‘演出’是一种在美学上有问题、在社会作用上绝对有害的计划”。因此作家呼吁:“我建议所有精神健康的人,所有懂得俄国生活必须健全化的人,——抗议在舞台上演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金文
高尔基的理由是:第一,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折磨者和具有病态心理的人,他喜欢描写那些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陀氏笔下的人物从美学价值看,都“是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值得欣赏之处”,而且“这种畸形丑恶是会传染的,会向别人灌输对于生活对于人的憎恨”情绪。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陀氏的剧目 “是帮助昏昏欲睡的社会良心酣睡得更熟”。并且他以权威的姿态指出,“谁知道改编陀氏的作品会影响到莫斯科自杀案件的增长?”
“这种演出在美学上是有问题的、在社会作用上是绝对有害的,我建议所有健康的人、所有懂得俄国生活必须健全化的人,——抗议在舞台上演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其次,高尔基还认为俄国思想界不能太多元,他说俄国社会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我们需要仔细重新审定我们从一片混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全部东西,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有益的部分,舍弃无价值的、有害的部分,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些折磨人的作品,把它们送进历史档案室,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健康的精神、勇敢、对于理性和意志创造力量的信念”。

Γ

朱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专门请来了彼得堡的艺术家贝努阿,与其合作撰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答复。
这位“革命的海燕”未曾想到,他自以为充满正义感的呼吁竟然遭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亚•贝努阿、库普林、列•安德烈耶夫等绝大多数文化界名流的反对,这其中好多人都曾是他的新交故友。

金文
当时俄国戏剧界的大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彼得堡艺术家贝努阿、丹钦科、库普林、安德烈耶夫等人在共同商议以后,合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对高尔基的答复。这些人都曾经是高尔基的好友

Δ

朱文
信中首先指出高尔基说法之不确,认为他们是坚持兼容包并、多种流派共存的主张。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上演了高尔基的《小市民》、《在底层》等现实意义较强的作品。
但艺术作为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领域,不能总是停留在“高尔基”路线上,而是要有更高更广的追求。

金文
剧院是展示俄国艺术的舞台,并不是某一流派的私家班底。它秉承的方针是兼容并蓄、各种流派共存,所以不久以前同样是这家剧院也刚刚上演了高尔基的 《小市民》、《在底层》等较“左”的作品。但是艺术需要探索,不能总停留在“高尔基的路线上”。

Ε

朱文
反对者认为高尔基的观点过于狭隘,并不能证明陀氏是“恶毒”的天才。
哲学家弗•斯捷蓬也认为,高尔基“遗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心灵,他对世界狂热而激烈的爱”。

金文
他们发现高尔基对陀氏的理解是片面的,高尔基“遗漏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心灵,以及他对世界狂热而热烈的爱”。

Ζ

朱文
高尔基初涉文坛之初曾一再高歌“大写的人”,但如今又担心“人”会被一部小说所迷惑,对人的自我改造能力表示出极大的怀疑,高尔基的这种悖论遭到了多数人的否定。

金文
高尔基一再强调要书写“大写的人”、“人是最骄傲的称呼”,如今却要担心没有他的指导,观众就会被一部小说所迷惑,看了陀氏的剧目“就会成为不健康的人”,就会传染自杀现象,这是对人的不信任。

Η

朱文
他们把高尔基的这种呼吁视之为新形势下的书刊检查而加以反驳。在1913年的《季度新闻》报上就有文章指出:“高尔基的抗议并未在俄国思想界,哪怕是某个阶层中获得同情……这种阶层就其政治观而言反对‘群魔’的某些倾向,但他们没有支持高尔基,使后者陷于孤立之境”。文学批评家Д. В. 费拉索弗夫甚至提出:哪一个更有害,《群魔》还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的书刊检查?

金文
对高尔基居高临下的、全称判断式的“左翼类型的书报检查”【“全称判断式的”“左翼类型的”,高啊!】十分反感。1913年有评论家在《季度新闻》撰文指出:“高尔基的抗议并未在俄国思想界,哪怕是某个阶层中获得同情,……这个阶层就其政治观而言反对《群魔》的某些倾向,但他们没有支持高尔基,使后者陷入孤立之境。”文学批评家费拉索夫甚至提出:哪一个更有害?是《群魔》,还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的书刊检查制度?

Θ

朱文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站在高尔基一边。比如,布尔什维克的文学批评家米•斯•奥里明斯基就以《关于文学问题》为名,为高尔基辩护。他指出高尔基之所以遭到知识阶层的批评,是因为“知识分子情愿满足于小恩小惠,并且同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这就是他原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而仇恨高尔基的根本原因”
曾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这场争论中也是站在高尔基一边的,理由是列宁在1913年11月的信中说:“昨天我从《言论报》上读了您对拥护陀思妥耶夫斯基‘叫嚣’的回答”。但该信通篇批判的是高尔基的造神论,仅以“叫嚣”二字断定列宁支持高尔基,显然有些牵强。

金文
当然高尔基也不是没有支持者,而赞成高尔基的,基本上是他的“左派同志”而不是文学圈中人。列宁也是支持高尔基的【按:大家看到私货是怎么装进去的了吗?】。左派评论家奥里明斯基在《关于文学问题》一文中为高尔基辩护,他说,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高尔基的动力是他们要反对无产阶级,“这是他们维护陀斯妥耶夫斯基而仇恨高尔基的根本原因”。


http://www.douban.com/note/208378888/

新帖子 10-22-2013 07: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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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13/10/24/288999.html


新京报讯 (记者吴亚顺)10月18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论坛“西岳论坛”上,刊出一篇名为《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与金雁同志商榷》的文章。该 文作者“曹维安”称,学者金雁使用了他论文中的大量文字,30处、共1万多字雷同,“除个别地方外,大多没有做注释和说明”。昨日,记者致电该校教授曹维 安,他表示,在金雁答复之前,他不愿谈论此事。金雁则称在准备相关材料,近期将在网上予以答复。

  多年前往事再起波澜

  曹维安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开设过《俄国史》等课程。金雁是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现 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在网上这篇“商榷”文章里,曹维安表示,1982年1月,他本科毕业时,金雁已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上世纪八十年 代,曹维安写作硕士论文《俄国农村公社初探》,“用蜡纸打字的油印稿”印了20来本论文,其中,“因金雁索要,大家都是同行,也就给了她”。

  1996年,金雁与卞悟(即学者秦晖笔名)合著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出版。曹维安发现,这本书使用了他“硕士论文中的大量文字”,自己的硕士论文被列为参考书目,标明“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问题在于,既然是我未发表的论文,为什么事前不征求我的同意?!何况,书中许多用我的论文之处既无注释也不加说明,这算是金雁你的还是我的?再者,我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何不用,偏要用我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目的何在?”曹维安“十分气愤”,但当时此事并未引起关注。

  时隔多年,这段过往再次被提起,有其他人在网上指出金雁、秦晖夫妇合著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抄袭了曹维安的硕士论文。10月1日,曹 维安致电金雁,直接指出合著中抄袭的部分,而金雁回应:“你有那些俄文资料我也有,你会翻译我也会翻译。”之后,曹维安在网上发布了“商榷”文章,列出了 合著中与自己的论文雷同的内容,并举例说明,“如曹文由于笔误把Б.Н.契切林的俄文版《俄国法权史试析》写成了莫斯科1958年版,且为转引。而金著也 跟着错,并且按惯用手法将其改为直引。”

  金雁将会书面答复

  在“商榷”文章尾声,曹维安声明:“如果本文公开后她不作答复,不公开以正式书面形式承认抄袭行为并进行道歉,我保留随时法律起诉金雁侵犯我著作权的权利!”曹维安透露,金雁夫妇已经打电话给他,表示近期会有一个书面答复,“可能在网上谈”。

  昨日下午四时,记者致电金雁,她表示在整理答复曹维安的资料,“我会把原始的资料、图片都拿出来,我在找”,“我近期会在网上答复”。

  “我当然希望她认账,是不是?因为我认为我的证据非常充分,我拿证据说话。”曹维安对记者说。

  ■ 链接

  曹维安所称“金著惯用手法”

  第一,改译俄国学者名、地名或改译专有名词。经常翻译外文资料的人都知道,对一些专有名词,不同人译为同一中文名词的可能性很大,但口语化的句 子却难以译得字句相同。金著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要么变换著者名,要么变换专有名词以表示不同,而陈述性的句子却处处相同。有如此多的“所译略同”和“所 见略同”,是该引之为“知己”,还是该斥之为“抄袭”?

  第二,经常改编曹文的词句,以显示二者的区别。

  第三,把转引变为直引。这可以说是金著的重要特点。

  第四,曹文出错,金著也跟着错。

  第五,引用的文献相同,引用文献的顺序雷同,引用文献的翻译雷同。

  第六,抄太多了,容易“露出马脚”,以致不用核对原著就能看到其谬误到缺乏常识的地步。

新帖子 10-24-2013 09: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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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金雁:对曹维安教授质疑一事的公开答复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也是《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的第一作者。日前,我偶然得知一篇由曹维安教授撰写的网文《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 ——与金雁同志商榷》在部分网站小范围传播。文中称我的那本书“公然抄袭”了他的硕士论文,还就我和他的交往讲了许多话。看到此文,作为曹教授的同门和多年的学友,诧异之余更感到痛心。鉴于此事确实引起了各方的诸多关注和误解,在此我想就本件事情的始末做出应有的澄清,还事件以本来面貌。同时也检讨我个人确实存在的过失,请大家以后也引以为戒,并向曹教授本人做出应有的道歉。

  一、关于《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文献引用疏失的说明和道歉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是我早年多项研究的结晶。1978年我进兰州大学成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次年开始撰写硕士论文《1812年战争中的俄国农民与农民运动》时,就产生了对“村社”问题的兴趣,并在该文中有所涉及。毕业工作不久,1982年我应导师李建教授(后来也是曹维安的导师)之邀参加两卷本《俄国通史简编》写作,撰写“基辅罗斯封建割据”一章时,就觉得对村社问题要重新认识并形成了一些初步想法。1985年起我给学生和硕士生讲授俄国史的过程也加深了我对该领域的思考。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俄罗斯传统文化与斯大林模式》时期,我陆续在相关领域发表了大量论文[ ]和译文,其中一篇于1989年获中国苏联东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就是在这些研究基础上,作为上述基金课题而撰写的。但写到十月革命前,字数已达25万,后半段与斯大林模式相关话题还需费时日。于是决定就此截断,到1989年初形成《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的初稿,当时已纳入一套丛书,但不久因不可抗原因丛书夭折。由于1990年我出国后开始做转轨经济比较研究,使该书一直拖到1996年才经过增补在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
  曹维安教授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希望通过考研重返高校。1982年经人介绍他到访寒舍,向我咨询考研和我了解的学科研究情况,后来他正是报考我出身的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方向。也因此,虽然曹教授年长于我,但因为是晚5届的同门,所以我反而是他的师姐,他在定硕士论文方向时也曾找我商讨,当时我便建议他写农村公社这个题目。1986年曹教授研究生毕业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我们就又从同门变成同事。我与曹教授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即使1994年我调北京后,苏联史圈内的学术活动我们也多次见面交流。后来我成为学会秘书长,他成为常务理事。
  1986年曹教授到系工作不久就送了我一本他的硕士论文——《俄国农村公社初探》。文中率先引用和翻译了许多俄文材料,尤其是早期这一段做得比较细致,可以印证我当时关于农村公社的一些认识和观点,为我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论据补充,所以我当时非常高兴。应当说,关注农村公社并形成系列观点我比他早,只是当时大都停留在笔记、讲义和交谈上,尽管研究生时代我也是搞“封建时期与近代早期”的,但由于工作后研究室安排我搞苏联初期农民问题,没能像他那样专注于传统村社并作为学位论文来写。在撰写《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时,我确实从曹教授这篇硕士论文获益,为此也很感谢他。
  由于《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写作跨度前后达十余年,不仅篇幅有32万字,注释也近700处,再加上在20世纪80~90年代文献资料的引用规范标准远不如今天明细和严格,我在文献引用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疏失。曹教授称本书分“30处”“用了(他的论文)约1万余字”,因为近期时间有限,我没有查算也未能细考,这里姑且先接受曹教授的说法,也待我做进一步细查。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初探》曹教授本人的论述5处引用,我均作了明确的注释,见《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的65~66页注15、16;89页注10;127页注43;176页注36。在书后的征引文献目录中,我也明确列出了曹教授的《俄国农村公社初探》硕士论文。但对曹教授引用的一些文献,我的确有未注转引而直接加以引用的做法,这是非常错误的。
正是我当时的疏失,导致了今天后果。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曹教授当时的研究为支持我的观点提供了事例支持,并为我早年的疏失给曹教授带来的不便表示诚挚的道歉。但也必须指出,《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是我自己十多年研究提炼出的精华,思想的原创和对俄国农村公社的长时段观察我是下了大功夫的,引用曹教授的《俄国农村公社初探》只是为本书提供更精彩的实例,虽然转引作直引是错误的,但即使按曹教授自己提供的数据所言,涉及他论文的引证部分全加起来也绝不超过4%,说本书是一本抄袭之作这是无稽之谈。如果哪位朋友对此事真感兴趣,大可将二者找来对比阅读。若曹教授认为我的道歉仍有不妥之处,那么请提交有关学术鉴定部门,付之公论。

  二、对曹教授其他质疑的回应以及部分事实的说明
  在曹教授的网文《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 ——与金雁同志商榷》中,他连续发出三个质问:“既然是我未发表的论文,为什么(引用)事前不征求我的同意?!何况,书中许多用我的论文之处既无注释也不加说明,这算是金雁你的还是我的?再者,我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何不用(即上述我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偏要用我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目的何在?”对于这三个质问,第二个质问确实是我的疏失对他造成了不便,我在前面已经说明,在此我再次进行道歉。但是,其它两点质问有必要正面回应。
  第一个质问说“既然是我未发表的论文,为什么(引用)事前不征求我的同意?!”。如果是未经答辩的论文稿本,确实未经作者同意别人不能引用。但“未发表的”准确意思是未正式以专著形式出版。而学位论文(除涉及机密的例外)无论是否交付出版,只要通过答辩归档,在规程上就已经公之于众,成为公共学术资源可供查阅和出注引用,而无需一一经作者同意,这在国内外都是学界通则。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在很多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知网》等数据库都把已通过答辩的博士、硕士论文电子化为资源,以供检索、查阅和引用,使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这些论文以专著来衡量都是“未发表(正式出版)的”,但在操作规程上都属于合法的文献来源。没有哪个研究者会向合法文献来源的原作者一一去说明自己的引用情况。20世纪80年代的硕士论文虽然今天还没有全部电子化,但在查阅和引用的规程上是完全一样的,没有特殊性。如今多数高校规定在提供答辩的学位论文前页必须附有“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书”,就是在资源共享的原则下从法律上规范这一点。所以,在这点上我对曹教授硕士论文的引用是完全合法合规的行为,也是学界的通行做法。
  第三个质问说,“再者,我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何不用(即上述我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偏要用我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目的何在?”这个原因有几个:第一点,我的书初稿1989年以前就完成了,而此时正如曹教授自己所言,他关于本研究的论文大部分还没有发表,他在网文中所称的其余4篇文章都是1991以后的事(而1991年的前后几年也正是我出国转向转轨经济比较研究的时期,那时的信息网络技术远没有现代发达,我当时一度离开这一领域,不可能专门追踪他的论文),特别是有3篇是本书出版后才发表的。所以即使作为引用材料,主体内容上也只可能引用他的硕士论文。第二点,他在1987年的两篇论文,基本由学位论文分割摘录而成,我自然就应当引用更加完整的硕士论文。特别是要指出一点,我早年和曹教授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学术交流,《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这本书在出版后我第一时间就送到他的手上,如果他对其引用不当有所不满,早就可以指出,下面将就此事详细说明。
  1996年,《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拖沓多年后终于出版。作为同门和学友,我第一时间便将该书送与曹教授,请他提些意见并写个书评。在《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 ——与金雁同志商榷》中他称1996年收到我送他的书后就对我的“抄袭”“十分气愤!”并且对我请他评点此书根本就“无意搭理”,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事实是,当时他收到我的书后,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都是客气话,完全没有对书中的不恰当引用表示过任何异议。信中回复不搞这一行写不了书评了(他当时曾一度下海)。而1996年那本书初印只有1000册,后来几年中才加印了5次,直到2012年再版,现在大概总有上万册在流传了。因此,他在第一时间拿到书后若真的对我的“抄袭”“十分气愤!”,那么那时完全可以在回信中对我指出毛病,当时它不仅不会危害我们的密切学术交流,纠正起来也很容易,他只要在信中指出问题,加印时就可以改正,在序中说明前印之失也无任何难度。
  事实是, 1996年后的17年间,至少就我的感觉,我们一直保持着双方信任,曹教授本人也始终从未就此事与我有过异议。2002年曹教授自己的著作《俄国史新论》出版后也是第一时间题款送我。在这本书中,把他现在说是一见到就“十分气愤”的“抄袭”之作,即我1996年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列入参考书目,并在正文中多次引证。实际上,从最初一直到最近他发怒前,我完全没有察觉他的不满,以致我听到风言,感到惊讶,要找他谈此事时,秦晖提醒说这些说法可能就是曹本人的意思,我还自信地说不会,相交30多年了我应该了解他,他要有想法早对我说了。
  长期以来我们关系不错,一直保持学术交往,可能也是因为接触太久,我反而未能真正理解曹教授所思所想。具体在农村公社这个学术问题上,我过去有些错觉,觉得我在思想和观点上对他有影响,他对我则在资料和论证上有帮助。尽管有前述疏失,但如果我存心抄袭又怕别人“抓住证据”,就不会第一时间送他拙著,还请他写书评。哪有偷了人的东西又当时就向失主呈上“赃物”的,世间的抄袭必然都要回避被抄袭者。而我与曹教授认识30多年,从他读研究生前的接触,到后来同门师姐弟、同系共事、同行同方向又同在一个学术小圈子,学术上我们彼此几乎是完全透明的。我并不是他的上级或者对他有控制力的什么人,除非傻了疯了,否则怎么敢存心抄袭他。

  三、关于曹教授17年后突然散播网文的缘由
17年来,曹教授从未向我提及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对他论文引用有过失一事,随着时间流逝我对这本早年专著撰写细节渐渐淡忘,也正是因为我未能对本书反复严格把关,导致这个问题持续至今,这确实是我的过错。但是什么导致17年后曹教授突然发播网文《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 ——与金雁同志商榷》,我虽然仍觉得曹教授近期的行为有些令人费解,但能想到的一些事由可能是本次事件的导火索。
曹教授在今年国庆后的两次电话中开始指责我以“名人”自居不把他放在眼里,令他不满已久(该电话前这30年中我始终不知他有这种想法),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之间出现了隔阂。他两次提到的一件事是去年在内蒙古开会见面时,我曾托他把我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带回西安送给杨存堂老师,当时竟然没有给他送一本,经他电话一提我才觉得这事的确实有些欠妥。只是那时我手头只有极少样书,所以想着先送长辈老师,当时我的确应该讲明并在事后补寄一本给他,只是我那时仍以为我们关系不错,所以未曾想这小小的失礼举动竟招致曹教授不满。在这里,我也对当时的失礼行为表示歉意。
另一件事即2013年9月29日我望其帮助澄清一事,当时我听到了一些风言称我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存在抄袭,所以找他当面求证。或许是因为我在不恰当地点且没有回避以前学生的情况下,向他询问了一些可能会让外人产生误解的问题,伤了他面子。但即便在这两件事以后他来电话时,在沟通过程中我仍然认为我们的关系不至于脆弱如此。当时可能是说了些言不达意或不恰当的话,导致误解增大。在电话中我向他明确说明,关于这件事我会与他进一步沟通。但恰巧,10月间我因工作需要去俄罗斯一段时间,导致沟通不畅对此我负有一些责任。可在我回国之后,才通过学生突然得知曹教授在网上传播《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 ——与金雁同志商榷》一文,指我抄袭,这确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也是事出有因,我可以以公开的方式予以说明、道歉和澄清。
  对于本次事件,我17年前在著书时文献引用疏失,确实是我的错,在此我向曹教授表示真诚的抱歉。既然出现这样的争议,我很快将就《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进行重新修改,纠正这些错误。对于我自己而言,不重视文献引用规范性的问题确实要敲响警钟,以后我一定改正。作为一个教训,我也希望大家以我的过失为戒,在以后的治学中更加重视文献引用的规范性问题,特别是同门内的学术交流也要时刻注意,避免犯错。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

                               金雁
2013年10月26日

新帖子 10-27-2013 02: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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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5293709/

hbdxmw24862486 2013-11-01 20:09:37

金十几年前抄袭 曹的文章,是不争的事实。
曹的专著《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2002年版)。而金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是1996年的,早曹6年。
在时隔16年后的2013年9月29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宾馆的苏联东欧史学会的告别晚餐上,金雁忽然走到曹吃饭的桌旁对曹说,“上海有某某人(曹没有听清此人姓名)在网上说她和秦晖的那本书有抄袭曹的硕士论文之处,你应该站出来说话,澄清事实!”曹感到愕然说,“我不认识此人,也不知道此事。”她没有听曹说完,就转身走了。曹心里还在想,“我怎么说话,说什么话?”当同桌吃饭的人还在问曹怎么回事的时候,金雁突然又走到曹面前说:“曹维安!我告诉你,我准备起诉某某某(曹依然没听清楚此人姓名)!对方说你对此是默认的”,她稍作停顿,“消息来源就是从你这里来的!”。当曹还想说什么的时候,金雁已经扬长而去了(出了餐厅)。
这是事情的前因后果,再过几年之后,谁能保证金不会诉曹是抄袭者?!因此,还是应该说明白,讲清楚。

南楚道宗 2013-11-02 14:59:01

作为陕西师大出身的老学生,本不敢妄言师门是非!但是持平而论,曹老师和金老师之争,我个人支持曹老师。当年秦、金二君身在陕西师大之时,师大诸位前辈多所回护,照顾倍加,尤其重大关头,郑庆云老先生、牛致功教授顶着政治风险,百般保护而令其过关!后二人因职称、分房等事愤而离去,混迹帝都多年,岂因飞身高枝,学术水平即一日千里乎?师大诸位前贤潜德幽光,不事张扬,遂令小人有机可趁,窃据高位。而沾沾自喜,以学界大佬自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其无耻之尤,有甚于此乎?而今曹先生挺身而出,与诸败德之行抗争,正当其时也!数年之前,魔都朱学勤氏亦为识者所讥,博士论文有抄袭之嫌,岂不知其于陕西师大读研时,即有此议乎?时朱氏尝于闲聊时云:汝辈所习中国史,不如我习世界史。我习世界史,随便翻译一点东西过来,即是一篇论文!

南楚道宗 2013-11-02 15:05:49

我估计曹教授17年后突然发飙是因为金、秦二人太过自以为是!以学界大师自居,对以前的同门和同事缺乏起码的尊重!曹教授虽然在学术界似乎默默无闻,不如二人暴得大名,红遍天下。实则曹先生在陕西师大脚踏实地践履二十余年,启蒙之光惠及无数。不才至今尤记曹先生讲授《中世纪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时的盛况!尤其《西方政治思想史》,愚关于自由、民主的一些最初思考,就是由此时而来!

新帖子 11-04-2013 10: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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