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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是“疏失”,还是刻意抄袭?——再与金雁同志商榷

曹维安

金雁对我作了一个公开答复,尽管是顾左右而言他,不说她实质上的抄袭行为,但还是进行了“应有的道歉”,也算是一个进步。不过,金雁的道歉并无诚意,因为金雁现在找到了一个词——“疏失”,是在为他们的“疏失”而道歉。疏失,疏忽失误之意,意思是不小心,非有意而为之;而抄袭,则是一种故意的、见不得人的行为。那么,金雁到底是不小心的“疏失”,还是刻意的抄袭呢?

只要把我前商榷文章列出的“金著”与“曹文”30处证据做一个简单对比,就很明白了。金著要么变换俄文著者名,要么变换俄文地名或专有名词以表示不同,而陈述性的句子却与曹文处处相同。请问,这是疏失,还是刻意抄袭?金著引用的文献与曹文相同,引用文献的顺序与曹文雷同,引用文献的翻译与曹文雷同。曹文作注释的地方金著也作注释,曹文未作注释的地方金著同样也不作注释。请问,这是疏失,还是刻意抄袭?

抄得太多了,就露出了破绽。例如曹文由于笔误把Б.Н.契切林的俄文版《俄国法权史试析》写成了莫斯科1958年版(应为1858年版),且为转引;而金著也跟着错,并且按惯技将其改为直引。再如金著将曹文第三部分的注释9、10(曹文第48页)错抄为第四部分的注释9、10(曹文第60-61页;金著初版73-74页,再版72页),以致不用核对原著就能看到其谬误到缺乏常识的地步。这既是他们的“疏失”,不过这也更是他们抄袭曹文的铁证。

面对我铁证如山的举证,金雁不敢正面回应,只以“学术不规范”为借口,就是背着牛头不认赃!

现在金雁的答复来了,为他们的“疏失”而道歉。周围有人劝我说,像金雁两口这种人能对你这样道歉已实属不易,现在最好见好就收,到此为止,你还能指望什么样的结果?是的,我现在已经知道,断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公正结果。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名人”就不能堂堂正正地真诚认错?

我之所以说金雁的道歉没有诚意,还因为金雁在答复中偷换概念。我说我仅仅5万多字的硕士论文,金著就有30处、1万多字不加注释说明的引用和抄袭。而金雁的答复则是“涉及他论文的引证部分全加起来也绝不超过4%,说本书是一本抄袭之作这是无稽之谈”。在金雁作了这样的诡辩后,还能相信她的道歉有一点诚意吗?

不仅如此,金雁在其答复的第三部分还竟然倒打一耙。关于我发布网文的缘由,我在此前的商榷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本无需再多言。但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金雁是在9月29日北外宾馆餐厅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要求我站出来为她没有进行抄袭来作证,听其言观其行的人并不止我一个人。现在她却假装不知情地来分析我“发怒”的动机,其目的显然为了混淆视听,转移公众对其抄袭劣行的注意。事情的逻辑很简单,正是金雁的这一疯狂举动,让我为其作伪证,我被逼无奈才通过网文公布了事实真相。真是上帝欲让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有人可能会问我为什么17年来不公开提出此事。其实我在1996年收到金雁寄来她们夫妇的那本书后(那时我早已返校工作),当时就给几位在陕师大工作的大学同学讲过,但由于不久听说秦晖被停课、不让招研究生了,我不愿趁其之危,才把事情压了下来。不过此事我还是在上课时给我的研究生讲过,1999年在首都师大开世界中世纪史年会时给山东大学一位老师讲过,前两年也给苏联东欧史学会会长讲过。但确实没有给金雁讲过,因为当着早我5年毕业的“师姐”的面,我总张不开口。如果不是金雁今年在北京的疯狂举动,此事可能永远也不会大白于天下。

10月18日我的那篇商榷文章发出去后,金雁夫妇在10月22日下午给我打电话,对抄袭一事的解释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作法不规范”,“不合适”等,我问道,“如果在1996年不规范,那么在2013年再版时为什么还不规范?我认为这是抄袭!”他们不作声。后来金雁在电话中称不日将会给我公开答复。

金雁在答复中开始和我套近乎了,说我与她关系一直很“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密切到她竟然可以替我编造一封给她的回信。细想一下,金雁其实是有这个无中生有的本事的,因为她能把一本只有一百多页的中文书([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一八二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三联书店,1957年版),全书共计139页),编造出第207页来(金著初版154页,再版151页;其章末注释在初版176页,再版172页)!她说我“信中都是客气话,完全没有对书中的不恰当引用表示过异议。”“信中回复不搞这一行写不了书评了(他当时曾一度下海)”。简单的事实是,我1996年(即收到金雁夫妇大作的那一年)还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和第4期分别发表《俄国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和《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与农村公社》两篇论文,怎么可能对她说“不搞这一行”?!我现在若要求金雁拿出那封并不存在的回信的原件,可想而知,她的回答一定是时间久了,搬了几次家,找不到或根本就没有保存云云。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第一,抄袭了我的论文后又让我给其写书评,金雁之用心是何其恶毒!第二,是不是金雁听说我下海“不搞这一行”而无暇顾及,才敢贸然行事?

还有一件事需要澄清。1982年1月我在陕师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后,由于外语语种的限制,我原准备报考西北大学的中俄关系史方向,但临到报名时才发现这个方向西北大学1983年停召,后来想到报考兰州大学的苏联史,于是到陕师大咨询金雁有关报考兰大研究生事宜。至于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则是1984年杨存堂老师和郑庆云老师到兰州大学开会时,我接受了杨老师的建议并与导师李建先生商议后才确定下来的。1986年6月我硕士论文答辩后随即回陕西师范大学报到,并因金雁索要而送其一本论文。现在金雁在答复中不仅说是她建议我写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而且说她在思想和观点上对我有影响,我的硕士论文可以印证她“当时关于农村公社的一些认识和观点”,为她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论据补充”。金雁说这话的口气就像是在给我的论文写评语,她俨然成了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要知道当时我是在兰州,她是在西安。请问,金雁既然对俄国农村公社有自己的认识和观点,为什么在其1996年出版的书中还要抄袭我的硕士论文?尤其是,金雁夫妇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在1986年以前曾在哪里公开发表?请拿出证据来!

金雁的上述话语实际上反映了她的“治学套路”。在道听途说了某些外国人的观点后就认为是自己的了,然而又不肯对基本问题进行艰苦细致的资料收集和论证工作,便大量“借用”或抄袭国内其他人的资料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和文字渲染,以哗众取宠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名人”事业,但其中往往却破绽百出。金雁、秦晖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是如此,金雁的《倒转红轮》何尝不是如此?

最后,有必要明确的是,我在10月22日上午已向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寄出了揭发金雁存在严重学术抄袭行为的举报信和材料,并在当天下午金雁夫妇在与我通电话时告知了他们。我今天已经收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准备处理此事的初步答复。我当然希望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能最终给我一个公正的答复,不过如果最后得到了金雁式的答复:“涉及你论文的引证部分全加起来也绝不超过4%,说本书是一本抄袭之作这是无稽之谈”,我也只能无可奈何。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相信天下自有公论。

2013年11月1日

新帖子 11-03-2013 04: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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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萧轶杂俎:《倒转红轮》里,曾经刊发在《经济观察报》的几篇关于高尔基的长文,也涉嫌抄袭苏州大学文学院某教授文章,有些段落几乎一字未易……

http://weibo.com/2050423655/Ah5wwmzSr?mod=weibotime

新帖子 11-04-2013 04: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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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5029374/

倒转红轮亦有抄袭嫌疑
枫林仙
来自: 枫林仙(荔枝春风香一记) 2013-10-20 01:22:55

朱正指出,该书中有不少注释找不到出处。这种现象是否抄袭所遗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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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非虚构类好书读后

作者:朱正
2013-05-03 08:25:24 来源:南方周末


2012年《南方周末》的好书评选,作为评委,我投了金雁《倒转红轮》一票。

这本书可说是一部研究苏俄特别是从俄国到苏联几代知识分子的杰作。

对于一本50万字的内容丰富的大书,很难在一篇两千来字的短文里作一个概括的评价。下面摘录书中的一些段落,以见一斑。

关于布尔什维革命。“必须承认,布尔什维克是群众运动的高手,在这一点上,俄国其他所有的党派都望尘莫及。”(第214页)他们是怎样动员的呢?“搞政治动员的人就像没有偿还能力的负债人,可以轻易许诺,一旦自己的目标达到以后,就毫不顾忌地毁约,谁要是敢再提旧账,就把他从肉体上消灭,反正群氓的利用价值已经发挥完毕。下一次还可以使用这一招,而且屡试屡灵,谁让民众是不长记性的。”(第210页)他们革命成功,掌权之后,“不但没有令俄国在文明的道路上前进一步,反而使其大踏步地倒退。”(第213页)

《联共党史》里平平淡淡地提到过一个“余粮收集制”,说是“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农民曾甘愿接受余粮收集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9页)这事的真相,金雁在书中说,是配备了机枪的征粮队下去,“实际上这已不是‘征粮’而是‘抢粮’。”书中举例说:“西南方面军第七军军长图哈切夫斯基动用了5个师的兵力(四五万人),706挺重机枪,250桶氯气,18架飞机,最后有十万农民被流放,1.5万人被处决。图哈切夫斯基在命令中说:‘我在此命令你们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能确保它能散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第227页)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在后来的大清洗中被诬为外国间谍冤杀,我想,这或者是他对农民施放毒气的报应吧。

对于列宁和斯大林的同异,这个近年来颇有人讨论的题目,书中说:“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第20页)我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我读这书,也有很觉得吃苦的时候。我有一个阅读习惯,有时想看看书中引文的前后说了些什么。而按照本书注释所指明的引文出处,却有多次找不到相关引文。例如,第43页的注[2]和注[3],都注明是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注[2]注出的页码是“337页”,注[3]的页码是“355页”。可是这第2卷的最后一个页码是“308”。我找来找去,结果在第1卷的337页找到了注[2]的内容,至于注[3],还没有找到。又如第472页注[5]:“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8页。”也错了,我是在中册第28页找到它的。第674页注[2]:“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119页。”这“第3卷”也是“第1卷”之误。卷次没有弄错,只是页码弄错了的,就更多一些。这里只举一例,第115页注[2]:“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85页。”“485”系“486”之误。我想也不必举更多的例子了。出现这些错误,责任编辑有责任,他没有逐条核对引文。

说到责任编辑的工作,还可以顺便说一件小事,第291页倒数第3行和末行,有“土耳其、苏丹”,这里是万不可用顿号点开的,这里的“苏丹”,是穆斯林统治者的称号,“土耳其苏丹”指那时土耳其的统治者,加上顿号,把土耳其和苏丹并列起来,苏丹就变成非洲的一个国名或地方名称了。在第296页第2行,“土耳其苏丹”没有点开,是正确的。

我这个想看看引文前后文字的习惯,有时能得到意外的发现。例如第229页有这样一句:“这种‘共产主义也只能是尼古拉专制统治的变态表现’。”我按照注释的提示,在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第438页找到了这一句。原来这一句引自佩切林神父写给赫尔岑的信:“您说:‘法伦斯泰尔无非是改头换面的军营,共产主义也只能是尼古拉专制统治的变态表现。’”从这段文字前面几页可以知道,几天之前,赫尔岑将自己的两本著作《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以及《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寄给了他。《往事与随想》译本在佩切林信中说的“您说……”这段引文之后设有一注:“引自《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第5章,但引文并不准确,赫尔岑是说,如果把傅立叶主义机械地用于生活,‘在工业生产的名义下抽去了它的诗意方面,在把工人统一组成生产班组时,忘记了对自由的热爱’,那么,‘法伦斯泰尔无非是俄国的村社和劳动军营……’而关于共产主义的话完全是误解,原意正好相反:‘共产主义——这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反面。’”假如作者注意到了这条注释,大约就不会引用这一句了吧。


http://www.infzm.com/content/90126

新帖子 11-04-2013 05:3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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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金雁回应抄袭事件 曹维安:“我不满意!”
日期:[2013年11月3日] 版次:[GB17] 版名:[阅读周刊] 稿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讯 记者赵大伟 日前,学者金雁在网络发布了《对曹维安教授质疑一事的公开答复》一文,以答复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曹维安对她的“抄袭”质疑。对这一公开回复,曹维安并不满意,他对南都记者表示,早在10月22日,他就已经将举报材料递交给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校科研处回复曹维安电话称,“希望耐心等待”。至于以后是否会走上法律途径,他还在考虑中。

10月18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维安在“西岳论坛”上发文称,学者金雁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2013年版)一书中使用了他硕士论文中的大量文字,有30处、共1万多字雷同,“除个别地方外,大多没有做注释和说明。”由此曹维安发出三个质问:“既然是我未发表的论文,为什么事前不征求我的同意?!何况,书中许多用我的论文之处既无注释也不加说明,这算是金雁你的还是我的?再者,我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何不用,偏要用我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目的何在?”

金雁在回应中称,“由于《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写作跨度前后达十余年,不仅篇幅有32万字,注释也近700处,再加上在20世纪80~90年代文献资料的引用规范标准远不如今天明细和严格,我在文献引用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疏失。”金雁在回复文中为“疏失”向曹维安道歉,但强调,“涉及他论文的引证部分全加起来也绝不超过4%,说本书是一本抄袭之作这是无稽之谈。”针对曹维安“这算是金雁你的还是我的”的质问,金雁作了道歉,但没有正面回应,这让曹维安不满意。金雁最后表示,“我很快将就《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进行重新修改,纠正这些错误。”

“我的问题是,五万字的硕士论文你抄了一万多字,而金雁的问题是她用我的东西不超过她全书的4%,所以,如果走上法律途径,就有两种可能。”曹维安对南都记者说,金雁在回复文章中称,“若曹教授认为我的道歉仍有不妥之处,那么请提交有关学术鉴定部门,付之公论。”而事实上,曹维安已经在10月22日将举报材料寄给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在金雁回复文章发布之前,他先后接到秦晖和金雁的电话,“电话中总之说是在当时情况下的一些不规范行为,我说这是抄袭,对方就不吭声了。如果1996年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不规范,为什么2013年再版还是不规范?”

“其实这十七年间我也出声了,我给我的研究生上课时都讲过这些问题,都是私下,只是没当面跟金雁说过。”曹维安说。金雁在回复中最后一部分,对曹维安“十七年之后突然散播网文的缘由”进行了揣测:她听到抄袭风言,准备起诉复旦大学吕新雨,找到曹维安求证,“伤了他的面子”。曹维安却认为这是在逼迫他,他根本不认识吕新雨,“但是秦晖认为我给吕新雨提供材料”。曹维安希望此事还是在学术伦理范围内讨论此事。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ent_1963371.htm

新帖子 11-04-2013 10:0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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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3/1/30/939775.shtml

《倒转红轮》卷入网络争议

早报记者 田波澜 发表于2013-01-30 03:06
《天南》文学双月刊编辑总监沙湄对《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一书的批评引起众多网友围观。

■ 发难者指该书缺乏东正教基本常识,但表示不会公开自证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金雁著,2012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并入选多家年度好书榜。然而《天南》文学双月刊编辑总监沙湄对这本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表示如果作者要求,她会以私人通信方式指出该书硬伤而不公开提供理据。对此,金雁的态度是“没有精力管这些事”。



  近日,《天南》文学双月刊编辑总监沙湄在新浪微博上对《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一书的批评引起众多网友围观。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是中国政法大学金雁教授的新著,它以俄国20世纪几个知识分子代表和19世纪几个知识分子类型为案例,描绘俄国知识分子百年来跌宕起伏的命运,揭示影响世界的“红轮”是怎样成型,如何以压倒之势碾压过来。这本书自去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十大好书之一,更在“2012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和深圳读书月“2012年度十大好书”中位居榜首。当时评委们一致认为,这本书是常年从事东欧及俄国思想研究的金雁,为我们架设的一面异国思想史多棱镜,它全景式、立体化地呈现了一百多年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历史映照,而且书中披露的资料大多为首次出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月16日17:41,沙湄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这样一段话:“此书再次证明:不愿对东正教基本常识稍加了解,就最好别碰俄罗斯思想史,否则要多不靠谱有多不靠谱。到路标派那章,简直不忍卒读了。”3分钟后,她又发微博称:“此书的如潮好评再次证明:刻板印象是讨巧的,因为它不会挑战大家既有的知识结构和心理局限。”

  沙湄在微博上对这本书的尖锐批评自然引起网友关注。很多网友留言认为,说一本书“不好看”和说其“缺乏常识”是两回事,事实判断就要给出事实,指责又不举证,则对别人不公正。知名专栏作家肉唐僧就说,希望沙湄指出金雁的史实错误,指出金雁对东正教理解和阐述的错误,以及金雁在梳理1840-1923年间俄罗斯思想史的过程中对东正教使用的偏差,否则就无法让人信服。

  据了解,沙湄曾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获两个哲学博士学位,专攻基督教艺术、东正教神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但她对网友留言的回应让人回味:她首先为自己作为一个有专业背景的普通读者的批评权辩护,认为自己“作为读者,我花了三天以上时间和几十块钱结果读了本破书,还不能吐句槽了?作为专攻东正教神学的研究者,我是否要耗费精力,以自己所长细究他人所短,完全视乎我个人意愿而定,这不是义务,谁来逼迫也白搭。我就不惯这毛病。坦率表达的负面意见,你们看多了自然就不会这么一惊一乍”。

  针对诸多网友要求其展示她所认定的《倒转红轮》的硬伤,沙湄回应:“休想用激将法从我这里榨出专业知识”,“事到如今我还是那个态度:没义务对旁观者提供吐槽的理据。这点,再施压都不会变。坚持这个立场,一方面出于基本常识;另一方面,我就是不想助长以软暴力打压异见者逼其自证的歪风。而最关键的是,我绝不肯为战胜网上一众群氓肖小、维护自己的专业尊严,就出手伤害一位无辜的学者,金雁老师。”

  在前日最新发布的微博中,沙湄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她会提供理据。“那就是:金雁老师本人认为我在微博上这句吐槽不可接受,亲自要求我回应。我在此向大家郑重承诺:届时,我会从读者身份切换到学者身份,对金雁老师做出详细陈述,解释我认为《倒转红轮》的问题何在,从常识错误到硬伤,从立意、结构,到材料、方法。”

  对此,知名作家谭伯牛说:“作者写书出版,读者指出错误,这不是伤害。读者光吐槽,说这书不好,但不举证,也不算伤害。而读者说除非作者请教,否则不提供证据,更不能伤害谁,只是或让观者对这位读者生出怜惜之情而已。”

  金雁则对早报记者表示,自己要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太多了,没有精力来管这些事,人家爱说啥说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评价说:“金雁是国内极少数的俄罗斯思想史研究专家,她沉潜在这个领域已经数十年,是学术界和知识界公认的这一领域的优秀学者,其《倒转红轮》去年出版以来颇受好评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沙湄对《倒转红轮》的批评有哪些充分的理据,若没有足够的史实根据和学术依据,而是笼统地指责被批评者犯了常识性错误等,这自然就不是严肃的学术批评。”

  沙湄则在微博中表示即使要回应此事,也将采取私下方式:“回复的形式,将会是私人通信,绝不是长微博之类。让学者之间的商榷,回到它的合理环境。”





录入编辑:任凭

新帖子 11-04-2013 12: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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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http://cul.qq.com/a/20131105/001537.htm


金雁“抄袭门”:折射中国学术圈短板
腾讯文化唐山2013-11-05 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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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打抄袭是个不对称的游戏,因为“抄袭”有违道德,在我们这个泛伦理社会中,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可事实究竟如何,大家就不那么关注了,所以不论真假,都会给其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

近日,曹维安教授指责著名学者金雁抄袭案引发舆论风潮,金雁通过网络公开答复,就“引用疏失”表示了歉意,但认为“说本书是一本抄袭之作这是无稽之谈”,而曹维安则回应称这样的道歉“并不真诚”,他不接受,“除非是为抄袭道歉,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为疏失道歉”。

耐人寻味的是:一场本应发生在学术圈内的争论,却转化成为一桩公众事件。绝大多数旁观者对学术规范并不了解,人们只是被“抄袭”“揭露”等硬词所吸引,他们更倾向于道德评判,而非事实判断。而对于当事双方而言,谁表达得更富激情,更善于拉票,更能迎合大众心理,谁就有可能笑到最后。

近年来,类似的“抄袭门”此起彼伏,汪晖、朱学勤、孔庆东、易中天、杜小真、邓晓芒、方舟子等先后躺枪,几乎到了“一旦有点知名度,抄袭的指责立至”的地步,引人深思:中国的学者们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我们的“抄袭门”这么多?

金雁究竟是抄袭了还是没抄袭?

1、有5处注释、列明引证文献还不够

曹维安对金雁的指责,集中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由于它的社会知名度不大,故媒体多打出“《倒转红轮》作者金雁被指抄袭”之类的标题。事实上,《倒转红轮》更接近于学术随笔,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不能按学术标准来要求。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发行量只有万余册。曹维安认为,金雁在该书中引用了他硕士论文《俄国农村公社初探》中的内容30多处、共1万多字,而他的论文不过5万多字,甚至自己写错了,金雁也跟着犯错。

而金雁则表示,书中5处注释中明确标明引用、参考了曹的论文,书后征引文献目录中也明确列出了曹的论文,《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创作跨度长达10余年,共32万字,700多条注释,加上当时学术规范并不严格,难免有疏失之处。

2、三点分歧难以弥合

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在三点展开:

首先,部分学术观点的原创性:由于双方曾有较多交流,许多观点已难分彼此。

第二,曹的论文未公开发表,是否可以引用:曹认为金雁未征求自己同意便使用,此举极为不妥,而金雁则认为,在学术领域中,硕士论文属于合法的文献来源。

第三,如此大规模引用,仅有少量注释说明是否足够:曹认为那是“为她大量抄袭作掩护”,而金雁承认“的确有未注转引而直接加以引用的做法,这是非常错误的”,但当时学界引用文献的规范“远不如今天明细和严格”,属于“疏失”。

中国学者为什么爱“抄袭”

金雁“抄袭”与否,作为不太了解相关学术背景的旁观者,无法判断。但从金雁“抄袭门”中,颇可看出近年来诸多“抄袭案”的影子,即:在不同学术规范的转轨期间,必然会存有大量的模糊地带,这是一笔沉重的遗产,如何处理由此引发的纠纷,令人颇感棘手。

其实,从汪晖“抄袭门”中,类似的问题便已凸显了出来。

1、抄袭曾对传播思想起到积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刚刚打开,中国学界遭遇巨大冲击,可现实的羁绊仍在,比如唯意志论、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学说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标签,被认为是腐朽的、反动的、没落的学说,是会给我们思想带来混乱的病毒和细菌。

在这样氛围下,一代学人通过努力抗争,不断在拓展着学术自由的空间。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依然走不出非黑即白的怪圈,依然无法理解世界正在思考什么。

为倒逼学术圈进步,当时出版了许多面向大众的简化解读的“学术书籍”,很多是用自己的语言来介绍别人的观点,甚至只是将原著编译一下,便当成自己的创作,此外,为节约印刷成本,很多书籍在出版时直接将注释、引用文献说明等删除。

这些不规范的做法曾极为流行,如果追究的话,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均无法免责,那时人们比较通行的观点是:只要思想是原创的,则引用材料的出处并不重要。然而,思想太模糊,通过一番包装,很容易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这就为后来的种种纷争埋下伏笔。

2、“文革”时人人被迫抄袭

“抄袭”的普遍化,还有远因。

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对抄袭不太重视,认为只是个人品德问题,并没有从伤害公共利益的角度加以认识。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学者为了改造现实的需要,普遍采取了不规范的做法,比如梁启超就经常不加引用地袭用他人观点,而严复的《天演论》名为翻译,其实加入了很多私货,苏曼殊翻译《惨世界》(即《悲惨世界》)时,只用了很少的原文,三分之二是自己创作,却冒用雨果的名声,像林琴南这样不懂外语的“翻译家”,一生居然“翻译”了171种小说,完全突破了现代人对知识产权的理解,而周作人晚年曾承认,自己创作的小说《孤儿记》是从雨果那里“半做半偷”来的。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30年,知识界自由极少,后期学者们的主要工作成了给领袖著作写注释,个人创作一度连署名权都没有。在当时,抄袭被看成是正常的事,贸然提出自己的说法,很可能被他人故意歪曲,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所以人人被迫抄袭,不以为耻。

3、能否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过去

改革开放后,学术规范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世纪以来,参照西方学术标准,中国学术在规范化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学术进步是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一代人经过规范训练,可能要等20年后才能显现出成果。那么,对此前的学术成果是否应一概否定呢?

以学者汪晖为例,因遭遇抄袭指责,使其名誉收到损失,可他却与哈贝马斯共同赢得了今年的卢卡·帕西奥利奖,该奖主要授予运用跨学科方法做出创造性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由此可见,规范性的疏忽并没有影响学者的创造性,也不代表他的创作没有价值。

其实,在这些遭遇“抄袭门”的学者中,许多人的作品在今天依然堪称经典,也包括金雁、秦晖合著的这本《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从长期看,学术规范对知识生产是有利的,但要看到,学术规范建立在知识共同体自身强壮的基础上,如果它本身一盘散沙、随风摇摆,那么,这种规范也有可能变成压抑创造力、党同伐异的工具。

4、学术规范莫成为学术禁忌

对于抄袭的耻感,应来自学术共同体的强壮。

然而,在相当时期,我们的学术圈经常被政治征用,导致它与公众圈难分彼此,在很多层面上,不得不采取同一标准。比如一个学者的成就如何,不取决于他在专业领域中的贡献,而在于他的社会知名度如何,或者他能否成为某种道德符号或政治符号。

以陈寅恪为例,生前并无多少俗名,只是在知识界小圈子内被推崇。可他的传记问世后,他突然成了公众眼中的“大师”,成为集体膜拜的对象,可人们关心的只是“大师之后为何再无大师”之类话题,这与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有多大关系呢?

学术共同体应该有自为的评判标准,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可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它还没完全实现自我剥离,在许多方面,它依然高度依赖于政治评判、社会评判。换言之,只要能得到后者的支持,那么学术界本身看法并不重要,这为余秋雨、于丹之类“大师”的涌现,提供了契机。

都在做表面功夫,则学术标准与学术规范的约束力会有多大?如果只是在打人时有用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规则,而是禁忌,这反而不利于学术创新。

当战火烧到互联网上时

学术抄袭与否,其中涉及了许多专业问题,应交给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判断。毕竟有的东西在具体专业中是通识,写在论文中也不能算是抄袭,使用一次力学公式就要标注一次牛顿,显然是荒唐的。

可现实是,如今的“抄袭门”多在网上摆战场,让网友来判断,而专业委员会的意见反而被忽略,这种群策群力的大字报式“抄袭鉴别法”,是否也会产生副作用?

1、这样打抄袭靠谱吗?

可以看到,在“打抄袭”中,经常会出现几种奇特的逻辑:

首先,你作品中的思想和我相近,那么你就是抄袭,完全不顾这种想法是否常见,是否早有人提出,常常将圈内的普通认识当成是自己的原创。

第二,不顾学术圈、公众传播圈的区别,把学术创作的标准套到非学术作品上。

第三,深描写作者意图,通过心理侦探、小说推理等手段,将未必确定的事实当成论据,总之,只要假定他是抄袭者,则他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用抄袭来解释,完全沉浸在自我提供论据、循环论证的虚假快感中。

第四,对人对事不分,在论证抄袭过程中,肆意侮辱对方人格,俨然已经将嫌疑犯判为罪犯。

第五,夹杂大量煽动性语言来绑架公众情绪,俨然不认定自己被抄袭了,则人间正义无存,世界末日将临,每个人都将为此承担惨痛损失。

这种罔顾起码斯文的陈说方式,完全将学术圈与市井等同起来。

2、打抄袭的动力何在?

学术著作被“抄袭”了,不找专业委员会或司法机构,而是找网友。因为,只有给对方公众影响力构成威胁,才能赢得足够关注,才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著作今天才被挖出有“抄袭问题”,而对方社会知名度越高,则被抄袭者的表现就越悲情越激烈,如果一个学者的社会知名度是逐步提高的,那么“抄袭门”往往爆发在其成名后,而非成名前。

令人遗憾的是,抄袭与否的争论中,除了个人意气、自我炒作之外,还掺杂进了立场之争。左派出了一个“抄袭者”,右派也必然会揪出来一个。

打抄袭是个不对称的游戏,因为“抄袭”有违道德,在我们这个泛伦理社会中,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可事实究竟如何,大家就不那么关注了,所以不论真假,让一个学者背上一个与“抄袭”有关的名声,都会给其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从而,也就事实上达到了惩罚他的目的。

比抄袭更值得关切的话题

毫无疑问,抄袭是学术圈的毒瘤,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否则无法期待学术进步。在世界各国的知识圈中,对抄袭普遍持零容忍的态度。

但,打抄袭能否采取运动式、全民参与的方式呢?能否在事实还没有认定前,自己觉得被抄袭了,就可以在网上大加声讨呢?

不坚持程序正义,客观上说明我们的程序存在着低效率的问题,它不仅不能主动屏蔽抄袭问题,而且不能给人们以信任感,让人们有足够耐心等待它的判断结果,更重要的是,它还不能提供一种方便与信心,让被抄袭者主动走上这条规范的解决问题的渠道。如果大家都采取盘外招,使它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其存在理由又是什么?

这可能是比抄袭更值得关切的话题:秩序之所以无法维系,因为维系者本身缺乏合法性。

学术机构的合法性本应是内生的,来源于知识共同体自身发展的需求,可如果束缚太多,这种需求就会被抑制,结果不得不嫁接一个机构来解决问题,可事实上,真到问题出现时,它却并没有什么解决能力。

透过金雁“抄袭门”,折射出当下中国学术圈太多的短板,在我们感慨缺乏大师、学术创造力不足之余,是不是能先脚踏实地,先去做一点最起码的系统修补工作呢?这,其实不仅仅是学术圈才有的问题,而是带有某种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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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座米妮1小时前

该文貌似公允,实则偏袒金雁的抄袭行为,并为其背书。我们一一文中提到的问题逐一来看:第一,从曹教授所列事实及金雁的答复来看,抄袭行为确实是存在的。第二,无论何时何种原因抄袭都应受到谴责,与学术上的左右派系无关。不能被人揭穿就立刻用左右之分来为抄袭行为做掩护,为抄袭者树立一个所谓“被害者”的形象。第三,越是知名学者越应起到表率作用,而不是为自己的曾经所犯错误做各种诡辩,也不应用自己所谓的名气利用媒体为自己背书。最后腾讯此文作者为什么不仔细曹的阅读原文就对事情起因妄下结论。对腾讯这个媒体平台的中立性深表怀疑。

野狼10小时前

这篇文章认为打抄袭是学术机构的职责,而不应诉诸网络使其成为公众事件,否则这样的形式会束缚名人思想的创造性。可是当抄袭发生后,你不说给别人听,不引起广泛的关注,哪来的什么学术机构来处理抄袭事件呢?学术机构并不是一个现有的明确的正式的机构,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这样的机构。此外,网络作为一个传达信息的平台,作为一种交流的手段,是具有选择性和自主性的。他们愿意这样做并不表明他们是为了自我炒作,而是因为它是我们能想到的最便利的方式。作者所说的意气用事不假,谁碰到这种事会心情平静呢?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什么禁忌。网上交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抄袭”,那是学术机构甚至是法律机构的事情,曹文的目的恰恰是为了避免这类机构的介入,而是希望能得到对方真诚的道歉而已,原因是他们之间有多年的交情,一时还不愿诉诸法律。但其结果却形成了“公众事件”,非其本意。实际上关注这件事的人一般都是圈内人,而绝非普通的不知规矩的网友。退一步讲,即便是形成了真正的公众事件,又有何妨?难道刑事案件只能呆在法庭里吗?难道在互联网我们只可以关注明星绯闻吗?引起别人的关注绝非是自我炒作。熟知他们的人都清楚,曹即将退休,本无意争执,而恰恰是金主动找上门来,指责曹,甚至要求“澄清”。这不是贼喊捉贼吗?如果这时再不挺身而出,自己岂不是成“贼”了?指责自我炒作纯属一般受炒作文化影响的人的炒作逻辑的必然结果。最后,这更不是什么左右之争,两人的思想倾向比较接近,呵呵。既然知道要打抄袭,还要为抄袭辩护,什么逻辑——名人抄袭有理!文中提到的“打抄袭”逻辑基本上在曹文中并不存在,写得太多了,还是好好看看曹文后再说话。这样简单的学术问题就是被这样一篇运动式的、上纲上线式的文章扭曲了。扣了一大堆帽子,吓人的很。

新帖子 11-05-2013 04: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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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又闻“抄袭”

在西安就听说过这件事,人们还是蛮介意这事的,毕竟都是做研究的!这件事暴露了几个问题,第一,硕博论文如何保障权益,过去没有知网发表论文,如果有没有从事研究工作,大量的硕博尤其是硕士论文,如果得到纸质本,被抄袭恐怕不是当事人自己承认,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维权;第二,出名了就可以成为护身符,就可以既往不咎?看腾讯有篇评论似乎就是这样的论调。照此逻辑以后法官判案都不用调查了,来个知名度调查,谁知名度高就无罪!第三,抄袭的功利性是万恶之源,为了职称,为了项目,为了名声,我们有的先生一年炮制多少论文?还有所谓的学术随笔,随想之类,似乎成了避风塘。因为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就可以把别人的思想据为己有?这就好比我不是吃大餐吗,到你饭店拿点小吃,喝点饮料一样的强盗!最近看了一些所谓的论文,整pian没有一个注释,全然不顾别人的研究,说白了就是把别人的一整本书浓缩一下,或者把一本书的某一章节修改下一下,然后取个花里胡哨的题目,就成了自己的成果了!这类二转子尤其善于抄袭炒作,还有人乐此不疲,自得其乐呢!无耻无知,更使人无语!第四,应该由谁了主持学林公道?据说有个什么委员会负责此事,但是从未见来过真个的。事情一出,往往就有两派,拉架的,劝架的,站队的都来了!我想,如果是真的看了双方作品的,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出来说说也无妨。但是如果连基本的素材都没看,就凭所谓的交情,人品,知名度,或者看看书评,或者跟着感觉走,我想还是不要参与评判为妙!竟然还有人说抄袭有利于思想传播,旧标准新标准,学术规范打压研究云云,真不如直接宣称抄袭无罪来的直接些!
从前几年的北大抄袭,到后来的翻译充著作,花样真的层出不穷!
世外才半周,论文已万篇!如此以往,空谈务虚,恐怕中国梦真要成梦了!

我是在往复看到这件事,本来写在空间里,应光伟之约转过来!

我不懂事件双方的领域,所以没有对事件本身发表看法的权利!但是有些人的提法本身就含有先入为主的目的,略举一例:某教授与著名学者某。我不知道这个人这样写是什么目的,什么标准才够得上著名,著名的人就有理啦,就不证自明啦?莫名其妙!

http://his.snnu.edu.cn:8000/forums/t/20233.aspx

新帖子 11-06-2013 05: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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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政

http://www.cssn.cn/11/1103/201311/t...06_826141.shtml

曹维安:金雁确实抄袭了
陆 航
2013-11-06 11:11: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近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曹维安,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网站“西岳论坛”上,刊文指出知名学者金雁的著作《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抄袭了自己1986年在兰州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计30处、共1万多字,“除个别地方外,大多没有做注释和说明”。金雁教授也在网上发出公开答复文章,对《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文献引用疏失进行说明和道歉,回应曹维安教授的质疑。面对金雁的公开回复,曹维安并不满意。这一围绕学术风气、治学态度和著作权益争端的论争引起学界关注,有媒体对此作报道。笔者5日中午在陕西师范大学就此采访了曹维安教授。下面是曹教授与笔者的对话。

  时间:2013年11月5日上午9:30-11:30

  地点:陕西师范大学家属区曹维安住宅

  被采访者:曹维安

  采访者:陆航

  

论争缘起



  陆:事隔这么多年,你都快要退休了,怎么会突然发出《“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与金雁同志商榷》一文?

  曹:1986年6月我从兰州大学毕业并获得世界史专业苏联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学位之后,即回到母校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明年年满65岁,就要退休了。为何此时我才发声?一方面的确是因为我的某种程度的沉默,导致了别人的有恃无恐。另一方面当下一些学生学风不正,抄袭论文的现象源头在老师,“上梁不正”败坏学风,老师正人先须正己。之所以是某种程度,是因为我自从1996年3月收到已调离师大的金雁寄来的她和卞悟(即秦晖)的那本《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之后,我就发现此书抄袭了我硕士论文中的大量文字,除了个别地方外,大多没有做注释和说明。当时我就给几位在陕师大工作的大学同学讲过,但由于不久听说秦晖被停课、不让招研究生了,我不愿趁人之危,才把事情压了下来。不过此事我还是在上课时给我的研究生讲过,1999年在首都师大开世界中世纪史年会时也给山东大学一位老师讲过,前两年还给苏联东欧史学会会长讲过。但确实没有给金雁讲过,因为当着早我5年毕业的她的面,我总张不开口。或许正因为17年来我的这种“温吞”态度,才最终惹得金雁积威日盛而最终在今年9月29日那天疯狂地“打上门来”。对我来说,只能是被逼无奈的反抗。

  我在网文中已经提到,1986年我从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时油印了一本大约5万字的硕士论文《俄国农村公社初探》,印数大概是20来本,当时用蜡纸打字的,我手头现在还留着一本,你可以拍照。我主动送给老师、师兄弟一些,当时历史系里留了几本。金雁当时也索要,考虑到是同行,我也就给了她一本,但没想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主动与被动的事实,在金雁的笔下,却成了“1986年曹教授到系(注: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曹维安)工作不久就送了我一本他的硕士论文——《俄国农村公社初探》”,也没有想到,这本论文最后成了她和秦晖合著的在1996年初版、2013年4月再版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一书进行抄袭最好的底本,更没有想到,在今年9月29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宾馆的苏联东欧史学会的告别晚餐上,金雁在大庭广众之下走到我的面前,要求我针对网上说她和秦晖的那本书有抄袭我的硕士论文一事站出来说话,要“澄清事实”云云。这真是让我愤怒,怎么能如此是非颠倒呢?

  陆:前一段时间我偶然翻看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发现注解和说明往往占了多半页。

  曹:是的。做学问需要搜集大量的基本资料,需要扎实的功底,得下苦功夫。现在有些人做学问,不下功夫,投机取巧,转引变直引,直引变转引,不查原著,懒到极致。更有甚者,道听途说外国言论,没有论证,不依据史实,信口雌黄,靠的是鼓吹、渲染吸引眼球,而有些读者也就容易在这渲染里分辨不清方向,容易跟着一时间的鼓噪走,以为声高即为有理。这种看法过于肤浅,历史是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洗涤,真正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著作自然会沉淀下来。

  

公知应该“知耻近乎勇”



  陆:这本油印的《俄国农村公社初探》与金雁、卞悟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和金雁、秦晖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东方出版社2013年4月版)比对有哪些问题?

  曹:在已经在给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举报信中,我已详细列明了金雁抄袭的证据,比如,金著初版56-57页、再版56页中有关于契切林观点的一段话,与我硕士论文第3页中雷同到连我当年的错误都一样的地步。当年,我在该段注释中错将1858年写成了1958年,我错,她也跟着错,而且将转引变为直引。这是金雁照抄我硕士论文的铁证!

  又比如,金著初版73-74页、再版72页,与我硕士论文第43页的内容和结论毫无二致,但注释上却有差异了。金雁所引的那两本著作,查都不用查就知道根本是蒙人的,引文与注释的时代都完全对不上号!那她用的这两条注释的史料从何而来呢?我仔细一查,才发现那两个注释实际上是我硕士论文中第4节的注释9和10(见曹文60-61页),是金雁将其误抄为第3节的注释9和10(见曹文48页)。这是金著照抄曹文的又一个铁证!

  我这里只举着两条例子,剩下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去看,相信自会有公论。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些经常口称公平、正义、民主、良心等美丽辞藻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一旦发现别人在他自己身上找出谎言、独断、抄袭等恶行,往往表现出言行不一,首先顾左右而言它,再不以为然或信口狡辩,不承认错误,连“知耻近乎勇”都做不到。

  

“治学套路”有问题危害学术公信力



  陆: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被爆有“抄袭”之嫌,解释大多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其合理之处,对此你怎么看?

  曹:“当时的情况下”,和“不规范”,“不合适”等等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明显的遁词,要在道德上和学术规范上给自己塞责,很难理解1996年的“不规范”在过了整整17个年头之后的2013年,又来了个“再版的不规范”,这种无所畏惧的态度本身就还能说明一个人治学套路的问题。

  金雁们的“治学套路”就在道听途说了某些外国人的观点后就认为是自己的了,然而又不肯对基本问题进行艰苦细致的资料收集和论证工作,便大量“借用”或抄袭国内其他人的资料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和文字渲染,以哗众取宠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名人”事业,但其中往往却破绽百出。金雁、秦晖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是如此,金雁的《倒转红轮》何尝不是如此?比如讲高尔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阅读研究过高尔基?又在多大程度上调查研究过前苏联文献呢?他们的那些在网上热度很高的文字,在真正严肃的高尔基研究专家眼里,又是何种评价呢?这不用我多说,学界已有公论。

  金雁在给我的公开答复中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套路。比如,她说是她建议我写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而且说她在思想和观点上对我有影响,我的硕士论文可以印证她“当时关于农村公社的一些认识和观点”,为她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论据补充”。说这话的口气就像是在给我的论文写评语,她俨然成了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要知道当时我是在兰州,她是在西安。请问,金雁既然对俄国农村公社有自己的认识和观点,为什么在其1996年出版的书中还要抄袭我的硕士论文?尤其是,金雁夫妇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在1986年以前曾在哪里公开发表?他们却都拿不证据来。

  对中国学术界而言,如果不解决这种浮皮潦草、漫不经心、讨巧而又蛮横的治学套路问题,学界的公信力或将日益降低,为此,高校管理者和有关出版机构不得不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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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彦

新帖子 11-06-2013 12: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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