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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园香径

“党锢之祸”中的三位边将


军人与政治,谁害了谁?

黄坚
一位职业将军遭遇一场政治动荡,他会怎么做?
“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的一件大事。这件事以后一再被人记起和议论。有人说,“党锢”一起,东汉就完了。
这件事的本质,是权力斗争,是政治风波,是一场事关存亡的殊死较量。较量的结果,宦官赢了,——但最后也还是输了,输得荡然无存。
“党锢之祸”以一波三折的形式,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
当时的社会名流,主要是政治名流和文化名流,几乎无不以自愿或被迫、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介入或卷入了这场充满腥风血雨的政治风暴。
其中包括三位边将。

公元166年,司隶校尉李膺被捕入狱。
入狱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宦官,不是一般的得罪,是深度冲撞(李膺接连捕杀了几个宦官圈子里的人),引起宦官的反咬,给李膺罗织了一堆罪名: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汉书 党锢列传》)
核心是“共为部党”。
于是皇帝一声令下(皇帝听宦官的),李膺锒铛入狱。
司隶校尉本是专门抓人的人,现在,人在外面,他在里面。
受此牵连的,有二百多人。有的人隐匿逃窜了,悬赏布告到处张贴,路上捕快前后相接。
后来,李膺等人都给放了(通过他人营救和自救),其余的人也都免于追究,但政府规定,“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后汉书 党锢列传》)什么意思?就是打哪来的回哪去,以后再也不许做官,各人的名字,也都在国家档案馆里留了案底。
锢是冻结的意思,就像钱财被银行冻结,这里是指一种政治权力的冻结,类似于今天说的“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锢也是一种排除,将你公开排除在某种游戏之外。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发生时,皇甫规正在度辽将军的任上。听到消息,皇甫规做了一个自我检举、自投罗网的举动:
及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后汉书 皇甫规传》)
抓了二百多人,也没皇甫规什么事,这让皇甫规觉得很没面子,因为抓的都是当时的名人,皇甫规虽然已是“名将”,但名气还不够大。
所以,他选择了毛遂自荐式的自投罗网,还主动提供了两条证据,以说明自己并非胡言乱语,或神智不清。
这两条证据都确有其事。
公元163年,皇甫规被任命为度辽将军,但他认为,张奂比自己更合适担任这一职务,于是,他向朝廷建议,用张奂替换自己,自己甘愿做张奂的副手。朝廷听取了他的建议,不过没让他做张奂的副手,而是改任他为使匈奴中郎将。后来张奂调回京城任大司农,皇甫规便重新接任了度辽将军。
皇甫规拿这说事,说自己跟张奂是“附党”,很有点“打岔”和“搅浑水”的味道,因为“党锢”之“党”,实际上是有特定指称对象和内涵的,即专指与宦官作对的所谓流清官僚和士人,而皇甫规所说“附党”之党,充其量只能理解为通常广义上的朋党之党,两者并非一码事。
按当时的情况看,皇甫规和张奂都不属于党人范围,“附党”之说,纯属“自黑”。
至于第二条理由,倒确实跟“党锢”有点沾边。
公元162年,皇甫规从边疆回到京城,被任命为议郎。本来按他的功劳,应当受到封赏,但封赏这事向来把持在宦官手里,而皇甫规对宦官素来“恶绝”、“不与交通”,并且对宦官的公然索贿置之不理,这下惹恼了宦官,三弄两弄,就把皇甫规弄进了“劳改工场”(所谓“论输左校”)。于是引起一些朝中和社会人士,特别是以张凤为首的一群太学生的集体上访,要求为皇甫规洗冤辩白,又正好碰上大赦,皇甫规就没事回家了。
太学生自始至终是党人的坚定盟友,“党锢之祸”中,更是党人共同的蒙难受害者。所以,如果宦官想拿这说事,那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宦官们没有搭理“送上门来”的皇甫规,“朝廷知而不问”(《后汉书 皇甫规传》)
皇甫规在度辽将军的职位上待了几年,于公元167年,即“党锢之祸”的第二年,再次回到京城,任职尚书。尚书地位虽不算高,却是真正的核心机要部门。这年夏天,发生了日食现象。东汉是个谶纬盛行的时代,谶纬的一大特点,就是相信天人感应,每逢日食、地震等所谓异象发生,朝廷都会让大臣们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于是,作为尚书的皇甫规,便乘机提出了他对时政的看法:
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诫以灾妖,使从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断大狱,一除内嬖,再诛外臣。而灾异犹见,人情未安者,殆贤愚进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陈蕃、刘矩,忠谋高世,废在里巷;刘祜、冯绲、赵典、尹勋,正直多怨,流放家门;李膺、王暢、孔翊,洁身守礼,终无宰相之阶。至于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后汉书 皇甫规传》)
前面几行字,都是东汉特有的今文经学的思想调调,像我们所熟悉的所谓文章“帽子”(跟马列唯物主义的运用可以一比)。我们要注意的,是后面那段夹杂了许多人名的内容。这些人名,全都是标标准准的党人。当时的东汉民间,流传着一种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说法,其实就是一份党人的现成“花名册”。皇甫规说到的这些人,尽在此“花名册”上。皇甫规这是在公然为朝廷(宦官)的对头人物唱赞歌哪!不但如此,“至于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一句,更是直接对于“党锢之祸”的彻底否定。要知道,这时候,亲自发动和主持“党锢之祸”的最高元首汉桓帝还活着!那群如狼似虎的宦官人物正炙手可热、烈焰薰天。
但不知道为什么,皇甫规这回又没事。
“对奏,不省”(同上)。
就是没当回事,没人搭理他。

当皇甫规以自我检举的方式,说自己和张奂是“附党”时,张奂已离开了京城大司农的位子(所以皇甫规说是“故大司农张奂”),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边关前线。
在此之前,张奂跟皇甫规一样,也是多年奋战在边疆,多次建功立业。
这次重回边疆的原因,是鲜卑人听说张奂进京当大司农去了,就聚合南匈奴人、乌桓人,后又鼓动东羌人,再次挑起了骚乱。于是,朝廷不得已,“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后汉书 张奂传》)
说是中郎将,其实就是权势浩大的钦差将军。
经过两、三年的治理,骚动的边境线,重新安定下来。
公元168年,张奂重新回到了京城。
史书上没说张奂此次回京,是什么原因和目的,只说是“振旅而还”,看这意思,是得胜回朝,汇报战果。究竟此次回来,只是一次普通的述职,之后再回边关,还是一来就不回去了,留京为官?也许后者的可能性会稍大些,因为此时的张奂,已年在花甲与古稀之间,他理应有一个可以安享的晚年。
谁会想到,张奂这一步,正好踏在了历史的寸点上。
他摊上大事了。
“党锢之祸”的第二年,汉桓帝死了,汉灵帝继位。皇太后的父亲窦武以大将军身份辅政。窦武一向亲近党人,——第一次“党锢之祸”,窦武是李膺等人的主要营救者,——现在掌权伊始,立即解除了“党锢”,并将党人精英尽皆安排重新上岗,位居要害职位。不仅如此,窦武还跟重新出山的党人领袖、太尉陈蕃秘商,要铲除宫里所有宦官。
但这事被宦官发现了。
经过一夜扰攘,第二天清晨,在东汉王朝的宫门口,出现了这么一幕:两支分别由宦官和窦武操控、指挥的兵马,静静地对峙着,一动不动,对峙在中秋的晨露中持续了三、四个小时。
这时候,张奂在哪里?
他在宦官的队伍里。
《后汉书》上说:
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大傅陈蕃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以奂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张奂传》)
对峙的最终结果,是窦武和他的侄儿窦绍(步兵校尉)被围自杀。
陈蕃听说窦武遇难,跟着向宦官发起冲击,但寡不敌众,最后死在了牢里。
窦武、陈蕃一死,党人就彻底失去了保护。
这里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在分属宦官与窦武领导的两支兵马中,张奂应该是唯一、真正具有野战经验和能力的将领,其他人,别说是打仗,就是真刀真枪的经历,大概也没几回。
因此,在这场短暂而戏剧性的宫廷政变中,张奂成为一道独特而抹不去的身影。
“宫乱”平息后,秩序重新恢复。张奂先是被安排到少府(九卿之一),随后就再次回到了大司农的职位上。本来,张奂是可以“以功封侯”的,这里的“功”,当指张奂平定边疆之功,跟“平窦”没有丝毫关系,但这时的张奂已经醒悟到,自己在“窦武事件”中,被人“当枪使”了:
奂深病为节所卖,上书固让,封还印绶,卒不肯当。(《后汉书 张奂传》)
节,是指宦官首领曹节,他是此次“宫廷政变”的主要指挥者之一。“深病”二字透露的,是一种深深的包含着追悔和懊悔的苦恼、痛苦与自责。所以,张奂把封侯的印绶悉数退还,不肯接受这一可能沾染了血污的待遇和荣誉。
第二年(169年),朝廷之上又发生了异象,“青蛇见于御坐轩前,又大风雨雹,霹雳拔树”,跟皇甫规碰到的情况一样,又到了大臣们上书的时候,于是,张奂向皇帝进言,直接为窦武、陈蕃申冤,情绪、语气极其强烈:
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或志宁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谗胜,并伏诛戮,海内默默,人怀震愤。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武、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改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后汉书 张奂传》)
最后一句,对“党锢”本身,做出了斩钉截铁的否定!
此后,转任太常(排位第一的九卿)的张奂继续为党人执言,与尚书刘猛、刁韪、卫良一道,共同举荐王暢、李膺,说他俩可以“参三公之选”。王畅和李膺都是著名的“老牌”党人,李膺更是让宦官恨之入骨的人物。张奂这一招,可是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为此他遭到以曹节为首的宦官的严厉批评。张奂可没有自我批评的闲兴,他直接把自己送进了中央纪检司法机关,在里面待了几天后,没事回家了,代价是扣了三个月的工资。
张奂跟宦官们的渐行渐远,最终断送了他的政治前程。
司隶校尉王寓,是由宦官举荐上来的(有人以为王寓本人是宦官,这是误读),这出身的路子自然有点不正,王寓自己,也很想请朝廷里的公卿重新举荐一下,算是给自己的政治身躯洗个澡。出于对宦官集团和司隶校尉的双重畏惧,别人都是“好说、好说”,但到张奂这里“碰钉”了,“唯奂独拒之”。前面说过,司隶校尉是专门抓人的人,大概除了皇帝和皇太后,其他人都可以“不问尊卑”[1],别说你个太常卿了,于是:
寓怒,因此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后汉书 张奂传》)
本来跟“党”没有一毛钱关系的张奂,就这样一步步陷入了“党”的陷井,最终成为“党锢”中的一员。《红楼梦》中写妙玉的那几句断语,拿来用在张奂身上,也许还算是贴切的。
没过几年,张奂就死了。
这就意味着,张奂是以平民之身,辞别人世的。

公元170年,破羌将军段颎也回到了京城。
此前(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已经爆发。
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张俭,一名地方检察官,他曾经跟宦官最高集体领导成员之一的侯览结下梁子。窦武、陈蕃一死,宦官们一度被压抑的报复欲望之口,便重新张开了。风未起时尘先动,张俭的一位同乡,看准了这个风向,他适时向宦官提供了一封含有众多人名的检举信:
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祇、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盘、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后汉书 党锢列传》)
又是“共为部党”,——还一字不改地重复了一次!看来这“党”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上回只是说“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现在干脆说成了“图危社稷”。这预示着,这一次的风暴将更加凶险。
李膺再次陷身囹圄(以自投罗网的方式),这回没人救他了,他死在了牢里。
跟他一起死的,有一百多人,上至“三公”,下至掾吏,都是知名人士。
被流放、被免职、被禁锢的,总共有六、七百人。
一时之间,血雨腥风卷地而起。
就在这当儿,段颎回来了,从前线回来了。
跟皇甫规和张奂相比,段颎是一名更加纯粹的武将,一个白起、项羽式的角色。皇甫规和张奂治边,兼用剿抚两手,段颎则唯以杀戮、驱逐为主。《后汉书》上说:
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骡驴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段颎列传》)[2]
段颎回京的声势,也绝非皇甫规和张奂能比:
三年(170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镐。(同上)
九卿之一的大鸿胪以皇帝钦派的名义,远至西安去慰劳段颎和他的将士。
真可谓尊宠之至!
段颎一回京师,他的官职立即像“走马灯”一样,频繁得让人眼花缭乱地更换起来。先是拜侍中,然后先后担任执金吾、河南尹,随后因事被降职为谏议大夫,但很快便上任为司隶校尉。回京第二年(171年),段颎替代李咸坐上了“三公”之首的太尉宝座,到冬天,说是因身体状况欠佳,仍回任司隶校尉。之后还当过颍川太守和太中大夫。
对东汉官制有点了解的人知道,上述官职,多有显赫。
短短数年,遍历荣任。这既跟段颎的战功有关,也跟他与上层关系(就是宦官)有关。
在此期间(172年),段颎还担任过御史中丞一职,并以此介入了“党锢之祸”:
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崩,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于是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十日一会。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节等怨猛不已,使颎以他事奏猛,抵罪输左校。(《后汉书 曹节传》)
这里需要说明解释一下。
公元172年,皇太后窦妙(窦武的女儿)死了。窦武死后,宦官“迁太后于南宫云台”,用句俗话说,也是“打入冷宫”。此后窦妙就一直被软禁在这个地方,直到三年后郁郁而终。窦妙刚死,就有人在首都洛阳朱雀门的牌楼上书写“反动标语”,说现在天下大乱了,曹节和王甫偷偷害死了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朝廷里的公卿个个尸位素餐,没人敢说一句公道话。——宦官领导集体立即通过皇帝下诏书的形式,指示司隶校尉刘猛展开搜捕。刘猛是皇室宗亲,大概对宦官的所作所为也不太作兴,就说“诽书”(就是“墙标”)说的都是实情,不愿意卖力搜捕,搞了一个多月,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宦官一怒之下,刘猛被降为谏议大夫,然后用时任御史中丞的段颎替代了刘猛。段颎一接手,立马派出人马,大肆搜捕,不管什么人,先抓了再说,光是太学生和在京城游学的诸生,就有一千多人被请进了讯问室。宦官们对于刘猛当初的不配合怀恨不已,唆使段颎给刘猛随便找了个罪名,把他弄进了劳改工场。
这件事的起因,是无名氏揭露宦官恶行,为党人鸣不平。段颎滥捕千余名太学生及诸生,正是对于党人的直接打击和迫害。[3]
段颎以这种方式,直接趟入了“党锢之祸”的浊流中。
从边疆回到京城之后的十年时间(170年—179年),段颎应该是一直官运亨通的,公元179年,他替代桥玄再次当上了太尉。
但好运不可能永远持续,厄运已在悄悄降临。

跟之前的《史书》一样,范晔写《后汉书》,也把他认为同类的人物放在一起,皇甫规、张奂和段颎,就被放在了同一篇列传里。
他们三人,的确有诸多相同、相近的地方。
比如,同是凉州同乡,皇甫规是安定朝那人,张奂是敦煌渊泉人,段颎是武威姑臧人,分别位于今天甘肃的陇南、陇北和陇中。出生凉州,是皇甫规三人成为著名边将的重要原因。“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概括了这一现象。
三人不仅同乡,而且同时,皇甫规和张奂更是同年(104年)出生,张奂和段颎的去世时间只相隔两年。他们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时间,也主要集中在汉桓帝延熹年(158—167年)前后(张、段二人稍早一些),并且,同为崛起于对羌人(兼及鲜卑、南匈奴和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作战与治理中。
更为巧合的是,三人的字里,都有一个“明”字,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史称“凉州三明”。
但再多的相同,也不能覆盖他们之间的不同。
尤其是他们政治性格上的不同。
这种不同,最终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命运结局。
三人之中,皇甫规的政治性格,表现得最为活跃,屡屡呈现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简单说,就是喜欢“没事找事”。
范晔写皇甫规,总共3000多字,皇甫规本人所写的文字,就占到了1800字,达到60%左右。这些文字,基本都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政治现实和议题,其中有些至今仍具有较好的文献价值,但也因此给皇甫规惹来麻烦,甚至是关乎生死的祸端。好在最后都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
可以说,三人中,皇甫规是最具有党人风范者[4],虽然其实他不是。[5]
张奂跟皇甫规相比,则表现出另一种风格。
在参与到“平武”事件之前,张奂的传记中几乎看不到他与当时政治纷争的关系,只有一次,因为曾在梁冀府中任职,梁冀登台,“奂以故吏免官禁锢”(张奂本人第一次遭遇禁锢,也是唯一一次被动地卷入政治漩涡中)。在整个前半生,张奂在政治上,走的似乎是一条沉稳、中立和务实的路,——他不像皇甫规,在政治话题上,有那么多的表达欲和表现欲,——甚至还有一点表演欲。然而“168事件”,彻底改变了张奂此后人生的政治轨迹。
一旦改变,便义无反顾,这就是张奂。
张奂最后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对者和拒绝合作者。
相比皇甫规和张奂二人,段颎是个更为本色的军人。按照某种所谓常理推理,这种人容易给人一种流于粗犷、不谙世事的印象,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段颎很早就表现出他的政治上的冒险与机敏。
段颎刚出道任辽东属国都尉时,曾经“使驿骑诈赍玺书诏颎”(《后汉书 段颎传》),这事很能反映出段颎身上某种功利主义的冒险精神,而他也确实因此尝到了甜头。延熹四年(161年),段颎受到凉州刺史郭闳陷害,被“输作左校”,后来朝廷得知实情,询问段颎事情的来龙去脉,段颎却“但谢罪,不敢言枉”(《段颎传》),这一做法即刻为他赢得了交口称誉。可见武人对于官场政治的精细与城府,往往在文人的意料之外。
规、奂、颎三人政治性格上的差异,我认为,跟他们各自的家庭出生有关。
皇甫规和张奂的家庭出生比较接近。皇甫规的祖父当过度辽将军,父亲做过扶风都尉,两者都是武职,这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世家(皇甫规的侄子皇甫嵩,是一位更有名的武将,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屡立战功)。张奂的父亲则当过汉阳太守。皇甫与张两家,皆属于所谓“二千石”之家。
较为接近的家庭背景,也许是皇甫规与张奂二人私交较好的原因之一。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俩思想上的接近。由于同出生于中层官僚家庭,俩人在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即受所谓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痕迹明显。在面对异象所作的奏章中,皆有清楚反映。这一点,又突出表现在他俩对于羌族事务的治理上。段颎在答复皇帝诏书中反驳张奂的想法时说:“(奂)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污野,伤和致灾”,这是张奂和皇甫规较为接近的思想倾向(张更突出些),也与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思想基本一致。[6]
反观段颎。《后汉书》说段颎,“其先出郑共叔段,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也。”郑共叔段是春秋早期人,这时间跨度着实渺茫了点。段会宗是西汉末期人,距段颎也有百年以上,其间至少隔了四、五代人。由此可以猜想,段颎出生之前,他的祖父辈,在政治或其他方面,恐怕已是乏善可陈了。可以说,跟皇甫规和张奂相比,段颎更少来自家庭的凭借,更多是凭个人能力,一步步为自己赢得人生机会的。因此,在段颎身上,相比于皇甫规和张奂,更少那些所谓主流、正统的东西,更多些实用功利主义的倾向。
我认为这一点,会影响段颎的政治选择,尤其是与宦官集团的关系。
从公元159年梁冀倒台,到公元189年袁绍屠杀宫中宦官,这三十年是宦官逐步走向执政巅峰的三十年,其势力最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此期间,可以说,阉党就是朝廷,朝廷就是阉党。整个东汉王朝的命运,都捏在了宦官的手里。
相对于外戚多结识名流和高层人士,宦官集团更注意树立、笼络和发展中下官僚层,我认为这跟宦官自身的平民出身背景,以及对于人力资源占有的时间次序有关。
对于皇甫、张、段三位边将,宦官集团其实颇为表现出了一种利用、容忍、宽容和极尽笼络之能事的。
然而,浇灌虽一,花开不同。
如果说,皇甫规对于宦官势力,表现出的是一种形式公开化的“恶绝”与“不与交通”,张奂起初是平和、不动声色的“不事宦官”,那段颎对于宦官集团,则走的是一条公开投靠的路线,所谓:
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遂党中常侍王甫,枉诛中常侍郑飒、董腾等,增封四千户,并前万四千户。(《后汉书 段颎传》)
曲意的意思,就是专看宦官的眼色行事,唯宦官马首是瞻。一位“黄沙百战穿金甲”的将军,一入京城,竟可以折腰如此,真是“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了。
段颎“曲意宦官”,除了前面说的滥捕千余名太学游生外,还率先参与了处理所谓“刘悝谋反”事件。这事本是宦官首领王甫与刘悝之间的一桩私人交易,但段颎却不问是非曲直,事情原委,以司隶校尉的公职,甘愿“为阉前驱”,成为王甫等人的私人鹰犬,最后造成郑飒、董腾“枉死”之外,刘悝被逼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以辅导王不忠,悉伏诛。悝立二十五年国除。众庶莫不怜之。”(《后汉书 章帝八王列传》)的结局。而段颎则“增封四千户,并前万四千户。”
自古以来,文人对于段颎多有微词,然着眼点多在于其对羌族的铁血行径[7]。其实,卸甲从政后的段颎,其狠劲与以前相比,也是丝毫不遑多让啊。
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段颎依仗宦官赚得荣华富贵,最终也因为宦官而殒命监牢。
光和二年(179年),复代桥玄为太尉。在位月余,会日食自劾,有司举奏,诏收印绶,诣廷尉。时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并及颎,就狱中诘责之,遂饮鸩死,家属徙边。(《后汉书 段颎传》)
阳球是著名酷吏,他为了整治、清除王甫势力,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将与王甫关系密切的段颎下入大牢。可怜百战将军,久经战阵,九死一生,却无法忍受牢狱之灾,一杯毒酒下去,人生至此终结。
回头来看,皇甫规是“没事找事”,最终没事;张奂是一步走错,悔恨不已;[8]段颎是火中取栗,身死名裂。
三位边将,在一场波谲云诡、历时漫长的政治风波中,各自演绎出了不同人生。
“党锢之祸”前后持续二十年,给东汉政治造成了不可估量、难以挽回的后果。但我们看到,在何进、袁绍召董卓“将兵入朝”(《后汉书 董卓传》)之前,它始终只是一场主要限于宫廷内部和首都地区的政治风波和权力斗争,而没有直接演变为一场内战,——直到董卓进京。董卓进京是“党锢之祸”的自然延续和必然结果。因此,皇甫规、张奂和段颎三位边将,三位纯粹军人的介入,或卷入“党锢之祸”,就有了一种惹人遐想的意味。虽然皇甫、张、段三人,都是以个人身份,或是在卸下戎装之后,才介入或卷入“党锢之祸”的,而不是像董卓那样直接的“将兵入朝”,但他们三人的军人身份是赫然的,世所公认的。于是,这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它作为一种历史信号的先兆性质。在此,我们还必须提到一个事实,即无论“凉州三明”还是董卓,都来自西凉地区,这是终东汉一朝,极具战略意义的区域。东汉的兴灭存亡,皆与它有关。更直接的关联是,董卓曾是张奂的部将,永康元年(167年)冬,曾在张奂的指挥下,参与击破羌族岸尾、摩蟞等部落,“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张奂传》)
跟“凉州三明”相比,董卓是一名更纯粹的武夫,或者说,屠夫。
当军人的身影出现在政治的广场上,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2013年10月16日
注释:
1,《续汉书 百官志》李贤注,引蔡质《汉仪》对司隶校尉注解说:“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封侯、外戚、三公以下,无尊卑。”这里说的“封侯、外戚、三公以下”,从史书记载来看,应当包括“封侯、外戚、三公”在内。位居三公,且数度封侯的段颎,就可以说死于司隶校尉之手。
2,吕思勉说最后一个数字不可信,见吕著《秦汉史 后汉羌乱》,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335页。
3,皇甫规在自我检举中,说当年太学生救他,“是为党人所附也”,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太学生就是“党人”其一。
4,《后汉书 王符列传》中的那段故事,很好地展现了皇甫规身上的类党人风采。
5,吕思勉在其《秦汉史》里说,皇甫规跟“党锢之祸”是“本无关系,欲依附以为荣者”(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338页)
6,羌人问题是终东汉一朝的大问题,有众多人士对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何休,在其《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多次出现发出诸如:“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杀之,不仁也”(庄公三十年)的声音,跟张奂、皇甫规的想法可谓异口同声、如出一辙。
7,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卷五十六);范文澜说:“到最后,出现了段颎企图杀尽羌人的野兽主张”(《中国通史简编》,1949年9月第1版,188页);翦作赞则说:“段颎残暴异常,羌人被他残杀的达数万人。”(《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187页)
8,范晔在《后汉书 张奂列传》的结尾处,有这么一段“论曰”:“张奂见欺竖子,扬戈以断忠烈。虽恨毒在心,辞爵谢咎。《诗》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是所谓能刻画心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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